大醫精誠:方氏家族 杏林三代的傳承

【明報專訊】四十年前港大向方心讓爵士授予名譽博士,今天回首他為香港復康服務留下的寶貴遺產,以及其家族成員的傑出成就﹕包括他的侄女,前政務司長陳方安生;他的女兒,社會服務聯會前總裁方敏生;以及他的「接班人」,先後任醫學會會長及醫學專科學院主席的侄子方津生;方氏一家足稱香港傳奇。

復康之父 助病人獲平等對待

方心讓為北伐名將方振武之子,少年崢嶸,17歲便升讀港大醫學院,但生逢亂世,朝不保夕。1941年底日軍佔領香港,方心讓參加保衛香港義勇軍團,負責醫療救援,一度遇襲險些殞命,隨後輾轉到重慶的國立上海醫學院繼續學業,戰後回港,至1949年才正式由港大醫學院畢業。父親方振武沒能躲過亂世之劫,在回國途中慘遭暗殺。

母親高玉昆深受打擊,希望兒女遠離政治。但「遠離政治」的叮囑未見效﹕即使一心只想做好醫生的本分,也有需要參與政治,以推動觀念轉變,更大規模地改善社會,這正是方心讓奮鬥半生的理由。

1950年代肺結核肆虐香港,「骨癆」十分常見,也成為骨科發展的轉捩點。在港大骨科系主任侯信(A.R. Hodgson)的指導下,方心讓有份開創的脊柱外科手術為全球廣泛採用,更冠以「香港手術」稱號。但他深感藥物和手術對於治療並不足夠,肢體殘障者還要面對心靈的創傷,以及日常環境的障礙——由於資源缺乏,殘障人士的生活倍受制約,幾乎徹底失去自由。

大醫的仁心,並不止於幫人保命,還有對生活意義的思索﹕病人需要獲社會接納及平等對待。1959年方心讓建立香港復康會,凡事親力親為,甚至自資贊助。當時政府既無資源,也不理解復康的概念,1979年地鐵通車時,他提出要照顧殘疾人士需要,卻遭財政司反駁﹕「倒不如用勞斯萊斯接載他們更划算。」

世俗成見至此,僅靠醫療工作,如何推動社會進步?他當仁不讓,積極投身公職,多年出任行政、立法兩局非官守議員,促成了麥理浩復康院和香港骨科醫學院成立,推動復康社區網絡發展,設立復康巴士等;擔任國際復康總會會長期間,他向20國家元首提交《80年代憲章》,還於2002年創辦香港賽馬會深圳復康會頤康院。

女兒另闢蹊徑 推動善終政策

方家三代行醫,繼方心讓之後,第二代西醫有長子方桐生、長女方幸生及三女方榮生,侄兒方慶生及方津生,而二子方德生亦投身牙醫行列。

方津生記憶中的「四叔」,是方家的家庭醫生,小時候一眾兄弟姊妹都是由方心讓檢查身體。他從小仰慕四叔,因此也選擇了骨科專業。他亦一樣熱心公共事務,曾任香港醫務委員會道德事務委員會及麥理浩復康院管治委員會主席,努力推行香港醫療系統第三層護理的公私營協作。行醫之餘,方津生一直熱愛音樂,近十年來轉唱歌劇,且擅一聲兩歌﹕男高音高吭入雲,假聲女高音百轉千回。

方敏生並無繼承父親學醫,憶起當年選擇港大社會科學系,她也有反叛少年的一面,想避開父親的影響力,另闖自己的事業。但是她關懷弱勢,追求公平的理想和父親一致,近年來她的思考也和父親漸行漸近,聯合醫療與社工界,着手推動更具人道概念的善終政策。香港人口老化,每一個人都要面對臨終的難關,每想到許多人在人生最後階段飽受痛苦,包括身為醫生的父親,臨終前也陷入漫長的昏迷,她都心生悲憫﹕「他們害怕去醫院,害怕驗血插喉,害怕被綑綁,不但失去自由,還有最後的一絲尊嚴。」復康的治療和臨終的善待,給予生命的價值,又豈是金錢所能衡量?

外孫女為助人 辭銀行工作讀醫

懸壺濟世的第三代中,張燕詩自言受母親方敏生性格影響,想要投身幫助人的工作,辭去銀行工作重新報考港大醫學院,現於廣華醫院實習;孫兒欣正為港大醫學本科生。方津生三子皆不例外﹕長子欣碩的志向本是工程學,但漸漸改變初衷,現於港大醫學院骨科系任職臨牀助理教授;二子欣顥成為放射治療醫生,他笑稱選擇放射科除了不想與父親和兄長競爭,更可跟自己的興趣相輔相成;三子欣國現正接受心臟專科培訓,在瑪麗醫院任職,閒時更跟父親合唱表演。

方心讓享有「復康之父」尊稱,包含的不只是公眾的敬意,還有那些受到他的鼓舞,重新振作的人生﹕他說過,深受創傷不等於生命的終結,要克服困難,盡力去做想做的事,生命就有價值。在他的理想世界裏,所有人都有同等機會享受人生,身心自由,活得有尊嚴。四十年來香港無論是醫療服務、政治權利還是人生的價值觀,都向着平等自由的目標奮進,這也是方氏家族杏林三代的傳承,所建立的事業,所夢想的宏圖。

文:梁卓偉(香港大學醫學院院長)、唐明(特約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