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多啲:家屬支援 同路人互助

【明報專訊】復元道路上,除了康復者以外,家人和照顧者的參與及鼓勵是不可或缺。新生精神康復會獲公益金撥款資助,設立「家屬支援服務」,為家屬建立支援網絡,讓復元家庭能以正面樂觀的態度,迎接種種挑戰。 ([email protected]) 服務包括舉辦精神健康教育課程、講座和工作坊,提升家屬對精神健康及復元的知識,促進家屬與康復者的溝通和了解,亦會不時舉辦身心發展活動及家屬聚會,讓家屬舒展身心,以及建立家庭間的朋輩支援網絡,發揮互助精神,達至整全健康的目標。 此外,計劃亦會透過義工及領袖訓練,推動家屬表達心聲和意見,並走進社區,參與社會服務及精神健康公眾教育,讓家屬各展所長,同時有助消除公眾對精神病康復者的歧視。 服務對象:康復者的家屬、親友及照顧者 查詢:3552 5250 網址:familysupport.nlpra.org.hk Read more

個案:康復者復職無望 轉任輔導員重獲意義

【明報專訊】「我是復元人士,命中注定要在不斷的起伏中成長……」今年40歲的阿美如是說。阿美大學畢業後任職傳媒,長年累月要趕死線,加上工作時間過長導致婚姻亮起紅燈,令自小已有強迫症的她在30歲時出現思覺失調徵狀。 去超市都感到害怕 「當時我整天疑神疑鬼,經常覺得有人跟蹤自己。有時街上行人多看我一眼,我便覺得對方要傷害自己。有好長一段時間,我連去超級市場也感到害怕。」 以前喜歡看書看電影,發病後這些嗜好都放棄了。「丈夫知我喜歡謝天華,於是陪我到戲院看《Laughing Gor之變節》。片中有不少暴力場面,當時我覺得戲中人都在拿槍恐嚇我。我把想法告訴丈夫,當時他被嚇呆了。」 事過境遷,一切彷彿變成笑話,阿美當下的痛苦卻遠非筆墨所能形容。「有時一個人呆坐家中胡言亂語,腦袋彷彿被尖銳冰冷的恐懼貫穿。我仰望廳中的吊燈,祈禱能再一次正常地工作和生活。」 阿美求助精神科醫生,服藥後情况雖然好轉了,但因為副作用(如疲倦和思想遲緩)而未能順利重返職場。「一些舊同事跟我開玩笑,說老闆不敢再聘用你了,因為如果他罵你便會被平機會投訴。」 無心之言,盡見標籤和歧視。賦閒在家的阿美後來在社工邀請下,受訓成為朋輩輔導員。「在這個崗位上,我的自身經歷不再是負擔,而是優勢。因為比起醫生和社工,我更能設身處地體諒同路人,令他們感到被了解和信任。此外,在和社工協作的過程中,我能跳出自己的角度,以更宏觀的視野面對精神健康的課題。」 「殘疾資歷」成助人本錢 阿美現正修讀助人專業學位課程,雖然不少人「潑冷水」,她亦偶爾對前途感到迷茫,但堅信自己的「殘疾資歷」是寶貴資產。「有能力和機會助人自助,有什麼比這更幸福和更幸運的事呢?」 即使如個案中阿美一樣,有好的球員和崗位配置,仍需整體戰術配合方能發揮奇效。根據系統理論,萬物互相效力,不同層面的小改變可透過滾雪球效應(snowballing effect)引發博大深遠的影響。除個人和機構外,其他可被影響而引發改變的系統包括: 家庭:家人須獲得持續和更有系統的支援,以應付日常生活的壓力;尤其是一向被社會服務政策所忽略的中產家庭,他們上有高堂下有子女,資源即使比下有餘亦難言充裕。如何透過不同模式(如鼓勵他們參與自助互助小組、成為家人的朋輩支援員)支持漸趨多元化的家庭,是極需思考的課題。 社區:透過倡議和公眾教育,建立多元和包容的社群;當中包括將朋輩輔導的訓練和工作進一步制度化(institutionalized),以持續和有系統地支持復元人士將特色轉化成優勢。 社會:參考國民幸福總值指數(Gross National Happiness Index),助社會在經濟發展和精神健康之間取得平衡。作為評價生活質量的指數,它比國民生產總值更人本和全面。 很多人以為高舉復元旗幟,就是反精神科或拒絕藥物治療,這是很大的誤解。復元強調「共建」(和助人專業者)、「共情」(和復元人士和照顧者) 、「共舞」(和個人身心及社交特色),其實和強調社區及鄰里關係的華人傳統一脈相承,很值得大家進一步研究和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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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歷」變「資歷」 支援情緒病同路人

【明報專訊】隨着近年香港人對精神健康日漸關注,加上「復元運動」在香港發展多年,大眾對「精神病」的理解,已不再囿於「有病vs.康復」的簡單二元思維,同時愈來愈多助人專業服務開始強調服務使用者的權利和本身的優勢。 然而「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復元運動若要在本土真正紮根並開枝散葉,還是必須釐清相關的概念。 現今社會喜歡「標籤」,五花八門的評估工具,層出不窮的專門術語,彷彿人人都是某種身體、心理和社交問題的載體,需要各種各樣的服務才可正常過活。 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在《疾病的隱喻》一書中,透過分析愛滋病、肺結核和癌症的隱喻,展現社會如何將醫學名稱轉換成道德批判,以至政治壓迫的鬼祟過程。結果在病患中受苦的人,往往因為社會的誤解、污名與自身的迷思,承受更多額外的身心折磨。事實上,精神病從來不缺隱喻(如暴力狂、鬼上身、廢柴、跳掣等),而且比一般身體疾病更容易令人浮想聯翩。當醫療系統成為權威,能界定一個人身體健康或抱恙、精神方面是常態或病態時,這種無上的權力便成為各種隱喻的催化劑。 由是者,近年多個自助組織和倡導單位紛紛反客為主,提出「殘疾資歷」、「創傷就是力量」等概念,以響應由約翰里德教授(John Read)提倡的「醫療—心理—社會—文化模式」(medical-psycho-social-cultural approach),推動和服務使用者共建服務,而非單純服膺專業權威,視病徵如洪水猛獸。 每名復元人士的經驗,都是寶貴且別具特色,當中有其普遍性和極個人的一面。不少個案發現,透過適度面對這些個人身心和社交特色(如強迫行為、對人多疑、對完美或整潔的過分要求等),對個人成長、原生家庭以至人生目標,也會有更深一層體會。 復元人士經驗 寶貴而獨特 足球大師告魯夫曾言:在對的崗位上,任何球員都可以是好球員。同理,只要安排合適的環境,復元人士也可以利用自身特色回饋社會,在助人自助的過程中重尋生活的樂趣和意義。 近年香港的朋輩支援工作漸見成效,令這些過來人在服務設計、執行、評估,以至機構資源分配等各方面也有一定空間發揮所長。尤其是朋輩支援員的「病患資歷」,由於他們對服務使用者更具同理心,同樣的服務流程執行起來,甚至比很多助人專業者更體貼入微。他們既是「同路人」亦是「過來人」,處理個人心理和社交特色的豐富經驗,使他們能適時「補位」(如成為服務使用者和助人專業者之間的溝通橋樑),以及在共建服務內容、提供資訊和分享經驗的過程中,擔當舉足輕重和不可取代的位置。 文:謝樹基教授(香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精神健康及社會政策小組召集人)、劉頡偉(註冊社工) 編輯:王翠麗 電郵:[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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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代精神:沉迷美顏自拍 誘發精神病

現在自拍已成常態,而手機攝影之「美顏」功能,更令多少愛曬自拍照之人趨之若鶩。可是,若過分依賴美顏效果,則反映用者可能已經出現某種心理問題。 「美顏」曾經只是一些雜誌、廣告界使用的專業技術,但隨着科技普及,手機實時美顏功能的出現卻漸漸令人脫離現實,在價值觀的層面營造出一種「外貌應該完美無瑕」的不合理期望。偏偏在網絡虛擬世界裏,每個網民都可以隱姓埋名,說話不需要負上任何責任,因此不同平台都氾濫着對別人照片尖酸刻薄的品評,當中許多可能根本毫無道理,甚至有時只為純粹個人發泄。若過分認真,將自尊心基礎建築於別人的評價之上,很容易會走上極端:有人害怕在人前展示真面目,斷絕真實世界的一切社交活動,唯有透過互聯網與外界進行經修飾的露面;更有人為了追求在現實中都像美顏般效果,繼而尋求接受外科整形手術,務求五官達至黃金比例。 逾半整形原因:為自拍 據《美國醫學會雜誌•面部整形外科學卷》於2018年8月2日刊登的一篇由波士頓大學學者發表的醫學意見文章,當中提及於2015至2017年期間,竟然有超過半數向外科整形醫生求診的人士表示,要求接受整形手術的目的是為了自拍時更加美觀,反映鑑於尋求整形手術問題日趨嚴重。 該文章又警告,若過度依賴手機的「美顏」效果,也許會誘發「軀體變形疾患」(Body Dysmorphic Disorder)的心理問題。所謂「軀體變形疾患」,其實屬於精神病的一種,患者會堅持自己身體存在着某種外貌上的缺陷,例如臉龐不對稱、鼻子偏歪、身體部分左右大小不同等執念,甚至達到妄想程度,無視一些客觀的醫療意見,繼而出現因焦慮而衍生的病態強迫行為,例如整天照鏡打量身體,不時擠弄五官,甚至尋求外科整形手術等。做手術當然不能解決問題,反會令患者更沉淪於對外觀的執著,繼而踏上反覆整容的不歸路。 美顏效果本是自欺欺人,而濫用整形手術更是自卑者的哀歌。須知單憑外表根本不可能判斷一個人的優和劣。敢於接受自己與生俱來的一切,發掘和發揮一己之所長,方能馳騁於虛擬和現實世界,人前人後同一個模樣。 文:傅子健(精神科專科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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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雙手照顧兩病人 同路人助走出低谷

【明報專訊】編按:家中有精神病康復者,對家庭成員來說,往往構成不少壓力。除了因為難以啟齒向其他人求助,亦因為家屬對精神病的了解不足,難以理解對方需要而發生爭執,破壞雙方感情。作為照顧者,如果尋找到合適的支援服務,再加上同路人的理解及支持,不單能減輕當事人的壓力,亦能改善與康復者及其他家庭成員的關係,共同成長。 佩賢(化名)跟天下其他母親一樣,含辛茹苦養兒育女,不求任何回報,只希望子女健康快樂地成長。她有一子一女,恰好湊成一個「好」字,本應是一個美滿幸福得讓人羨慕的家庭組合;但佩賢在過去的日子,卻是過着「啞巴吃黃連」的日子。 子患思覺失調 女有長期腎病 佩賢兩名兒女都有不同的病患,需要長期照顧。大兒子有思覺失調,於二十多年前開始發病;女兒在十多年前發現有腎病,幾年前接受換腎手術。作為一個全職家庭主婦,佩賢除了要打理家中大大小小的事情,還要用全副心力照顧兩個患病的成年兒女。以前,丈夫的工作年中無休,每天都工作至很晚,基本上回家後也沒有多餘的精力和時間關心兒女,所以照顧的擔子只落在佩賢一人身上。 由於害怕面對歧視的目光,佩賢從不敢對別人道出自己家中的狀况;加上丈夫亦不明白思覺失調是怎樣的一回事,總責罵佩賢沒有好好照顧兒子才導致他患病,這些都讓佩賢感到非常委屈和無助。作為照顧者,無論在體力上還是心理上,那種不能言喻的辛酸從來都沒有人能替她分擔,十多年來佩賢的心情都十分低落,一直困在人生的谷底。 支援家屬 參加活動減壓 佩賢在家屬同路人介紹下,加入了新生精神康復會的家屬支援服務,為人生找到了一個出口。佩賢加入服務後,參加了不同的活動,例如:唱歌班、話劇班、大笑瑜伽、家屬同行復元路課程、家屬聚會和活動搞手訓練班等。佩賢不單擴闊了眼界,更重要的是明白到作為照顧者,自己並不孤單,一路上亦有很多家屬同路人可以互相扶持。 重新理解「復元」 調整期望 佩賢除了為人生找到出口,也學會與兒子好好相處。在家屬課程中,佩賢學習了如何和康復者溝通,有時兒子鬧情緒,她也懂得避免正面衝突,等他冷靜了才傾談,久而久之,大家的關係慢慢改善。而令佩賢很深刻的是,透過課程,她發覺自己原來一直誤解「復元」的意思,以前佩賢以為「復元」是指完全不用吃藥,但現在她明白到「復元」是指重新開始。由於對「復元」的理解有了新的領悟,她對兒子的期望亦有所調整,現在見到他有進步已經很開心。 雖然佩賢和一對兒女,仍然要面對病患帶來的各種困難和挑戰,但她的心境跟十多年前很不一樣。現在佩賢結識了一群同路人,積極參加不同的義工活動,可以幫助別人減輕照顧壓力的同時,也令自己變得更開心。 文:黎卓敏(新生精神康復會註冊社工) 編輯:蔡曉彤 電郵:[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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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病患不是負累 復元人士支援 以生命影響生命

【明報專訊】「我何時才會康復?」這是很多病人經常掛在嘴邊的問題。然而對於長年和精神病共存的朋友而言,復元不單止徵狀的紓緩或消失,它覆蓋的內容既深且廣,當中包括推動以個人、家庭,以及能耐為本(理解及協助殘疾人士發掘及培養自身能力)的助人服務,透過倡議和公眾教育建立多元和包容的社群,以至擁有不同身體、心理和社交特色的人生活在其中,也能無障礙地自我充權、重拾個人尊嚴和身分,甚至能透過自身經驗持續參與和回饋社會,活出有意義的人生。 復元服務需顛覆改革 不是小修小補 然而知易行難,改變亦不會一蹴而就。有見及此,香港大學於1月11、12日舉辦了香港首個以復元為主題的國際會議,邀得知名學者如耶魯大學的拉里‧戴維森教授(Professor Larry Davidson of Yale University),以及諾丁漢大學的邁克‧斯萊德教授(Professor Mike Slade of University of Nottingham)擔任主講嘉賓,聯同超過30名精神健康專家,與近300名參加者一起探討復元運動在香港的發展和出路。 專題演講的其中一個重點,是強調復元乃一種顛覆性的創新(disruptive innovation),對此筆者深表認同。近年大家雖然經常提倡要採用「醫療-心理-社會-文化模式」(medical-psycho-social-cultural approach)服務病人,可惜改變仍流於「小修小補」的層次,始終未能在服務層面以至資源結構等方面帶來重大變革。 就業住屋配套 香港嚴重不足 筆者嘗試歸納會議中多名講者和參加者的寶貴意見,並提出以下建議: 一、照顧者服務發展刻不容緩 照顧者和復元人士關係密切,唇齒相依,支援照顧者應被視為復元的核心策略。一些具體的措施,包括為醫護人員和機構員工提供專門訓練,令他們為照顧者提供服務時更有信心和得心應手。另一方面,不論在醫院還是機構,個案的人手比例一直偏低,在香港的情况是,一名個案經理要跟進50至60個個案,因此減少個案量可讓他們有足夠時間為照顧者提供服務。至於服務範疇,一些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已為照顧者提供輔導、個案管理、小組等直接服務,助他們了解精神病及支援情緒,成效顯著。政府應鼓勵機構作更多元化、具創意的活動。照顧者亦可以助人自助,透過新訓練利用自身的經歷為同路人提供資訊、分享經驗等,藉此回饋社會。 二、患難是資產而非負累 過往很多助人專業者,也會視病患為完全負面的經驗。然而外國的復元運動告訴我們,每個復元人士的經驗都極具啟發且獨一無二,對推動和參與社會改變有着無可取代的位置。近年香港的朋輩支援工作漸見成效,多個自助組織和倡導單位亦紛紛提出「殘疾資歷」、「創傷就是力量」等概念。我們希望朋輩支援工作在不久的將來變得更多元化,不論是在服務設計、執行、評估,以至機構的管理包括招聘、資源分配等各方面,也給予復元人士更多空間,盡展所長。 三、是權利 不是福利 世界衛生組織近年發布的精神衛生綜合行動計劃(Comprehensive Mental Health Action Plan 2013-2020),進一步將公民和權利等概念納入「復元」的範疇,強調社會有義務讓受精神病困擾的人,「無障礙」地投入工作以至種種社會活動,而過程中不會受到任何形式的歧視。在這方面,香港有待改善的地方不少,包括為復元人士提供更多合適的訓練、住屋、就業機會及配套。更重要的是,我們要維護病人的基本權利,讓他們和醫生有充裕的面談時間,而非只是短短三數分鐘的診斷。後者牽涉醫療系統的人力資源重整和培訓,急需當局認真檢討。 四、後續支援和治療同等重要 不少與會者表示,目前對復元人士的「售後服務」嚴重不足。如復元人士重返職場,在工作間面臨壓力和歧視時可以怎麼辦?除提供支援配套外,有關當局、醫療專業人士、社會工作者及有心人士,更要聯同復元人士在社區推行有系統和持續的公眾教育,並且勇於面對社會人士的矛盾心理(如Not In My Backyard症候群,意指「這是一件好事,但不要由我處理」),而非只是舉辦嘉年華會式粉飾太平的活動。 由自己做起 推己及人 其實「元」一字有身心元氣的意思,是英文的「vitality」(活力),指的是身、心、靈的平衡和契合。近日發生多宗學生輕生和家庭倫常悲劇,令大家進一步關注精神健康。沒有人能獨善其身,每個人都是拼圖中的一塊,建立共融社會不止是要惠及復元人士,而是讓社會上每個人也得益。由自己做起,明白精神健康並非只是病患者而是所有人的事,然後推己及人,便是復元運動復興之時。 鳴謝:本文中的一些觀點來自香港大學同事,包括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袁穎忻博士及精神醫學系臨牀副教授鍾家輝醫生的討論結果。 文:謝樹基教授(香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精神健康及社會政策小組召集人)、劉頡偉(註冊社工) 編輯:蔡曉彤 電郵:[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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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覺失調康復者 近四成自我標籤

【明報專訊】港大醫學院與慈善團體思覺基金進行一項思覺失調康復者的研究,追蹤一批思覺失調的年輕康復者,當中近四成仍有中至高度自我標籤情况。有醫生指出,有不少患者出現明顯病徵一段時間才獲治療,其間一些行為已留下不好記憶,導致康復後仍有自我標籤,建議增加醫護人手,縮減輪候時間。 六成怕被知道患者身分 研究追蹤了136名15至25歲年輕康復者,包括72名男性,64名女性。結果發現,36.8%康復者有中度至高度的自我標籤,61.8%康復者「同意或非常同意」害怕別人知道自己是思覺失調患者;56.2%人認同思覺失調患者身分為日常生活帶來不便;53.2%人認同思覺失調患者身分是一種負累。 思覺基金﹕他人看法令康復者看低自己 思覺基金主席暨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精神醫學系系主任陳友凱表示,他人的看法不自覺影響康復者對自身的判斷,令他們自我標籤和看低自己,部分康復者視服藥為提醒自己患病,情况惡化更會停藥,令舊病復發。 陳友凱補充,不少患者在患病初期有明顯病徵,約3個月後才獲治療,其間不少行為已為患者留下不好記憶,導致康復後仍有自我標籤,影響往後生活和病情。陳友凱說,社會對患者的標籤較難處理,惟自我標籤可以有克服空間,建議當局增加精神科醫生人手,減少輪候時間。 見工曾被問是否有精神病 幸遇好僱主 思覺失調康復者邵思敏(圓圖)在中學時曾遭欺凌3年,19歲起確診患思覺失調,出現妄想和幻覺等徵狀,一度不敢向人坦白病情,亦曾於見工時被問到是否有精神病,「無端端問你有沒有精神病,好難堪,不聘請自己,更難堪」,又不想向朋友解釋,害怕對方的回應令自己傷心,故減少與外間接觸,覺得人生沒有意義。 經過心理治療後,邵思敏開始接納自己,幸好遇上體諒她的僱主,不會因為她請病假而不滿。她憶述老闆當時曾說:「每個同事都會有發燒感冒的時候,請病假覆診,之後回來上班便可。」邵思敏現時寫書分享經歷,期望為同路人帶來支持和鼓勵,亦希望政府增加對精神病患者的配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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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大揭引發精神病基因變異機理

【明報專訊】科大神經科學及結構生物學家張明傑領導的科研團隊,近日發現導致人類患上精神分裂與其他嚴重精神疾病的機理,原來當一種人類蛋白DISC1編碼基因出現異變時,便會打斷其與Ndel1蛋白複合物的形成,可能導致嚴重精神病。 本港有約4萬人確診患上精神分裂症,科學家一向知道精神病的成因與一種人類蛋白DISC1中的編碼基因出現異變有關,該蛋白負責控制包括腦部神經元生長等細胞活動,但未有人得知DISC1如何與其他蛋白互動,導致影響腦部發展。 科大生命科學部嘉里理學教授及講座教授張明傑及其團隊從研究DISC1與另一種蛋白質Ndel1所組成的複合物的高解像結構中,發現其運作機制,Ndel1蛋白本在腦神經元生長及許多腦部活動中擔當重要角色,但當DISC1編碼基因出現異變後,便會打斷其與Ndel1形成的蛋白複合物,減慢腦部神經元生長,可能導致精神分裂與其他嚴重精神疾病。 臨牀應用相距遠 或助開發療法 張明傑說,基礎研究中所作出的發現可能與臨牀應用相距甚遠,但他相信科學家踏出的每一小步,對奠定未來醫學應用的基礎很重要,或有助開發新療法與藥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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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藥無徵狀 才算精神病復元?

【明報專訊】11月5日,一對同患精神病的母子,在荃灣寓所燒炭自殺同亡;10月26日,懷疑有過度活躍症及抑鬱傾向的21歲青年,以菜刀斬父親;近期接連發生多宗懷疑精神病患者暴力事件的倫常慘劇。很多精神病人即使出現徵狀多年,家人亦未必懂得處理。如何協助精神受困擾的人復元? 很多有精神病患經驗的朋友不時被人問及,「你是否完全康復了?」 其實何謂康復? 是不再依賴藥物過活,還是徵狀不復存在?生命從來不是直線一條,生活亦不止病患一個面向。復元不是康復的終站,而是走過幽谷後的生存狀態;是接受生命不完美的同時,擁抱仍存在無限可能的自己;是經歷不可彌補的失去過後,重尋和演好生活中每個角色。 在生命的裂縫處活出自在,是謂整全的復元(Holistic Recovery)。 ■個案 家有「妄想企業家」 年約40歲的阿詩,20年前失戀後開始出現如幻聽和妄想等思覺失調的徵狀。她覺得自己是做生意的人才,早晚會成為像蓋茨一樣富可敵國的大人物。她辭掉工作,並蒐集不同公司的宣傳印刷品和報紙廣告,對街上免費派發的各類傳單和小冊子更是來者不拒。她深信有朝一日自己可以將這些不同行業的公司合併,建立一己之跨國企業,創造財富之餘造福人群。 阿詩每天蒐集回來的多張廣告和產品招紙珍而重之,日積月累下家中漸漸囤積起多座「紙山」。起初和她同住的父母和弟弟也極力容忍,但家中衛生情况日差,每天出入時更要先移走堆積在門前的發霉紙品。數年前某天阿詩要外出,母親攔住大門,喝令她好好執拾。阿詩一時怒火中燒,順手拎起身邊的水杯便擲向母親,後者當場頭破血流。 垃圾問題襲母親 恨錯難返 二人的哭鬧聲驚動了街坊,未幾警察蜂擁而至,情緒失控的阿詩幾乎是被五花大綁的送進醫院,最後被強制留院接受治療。留院8個多月,阿詩情况大有好轉,除了對藥物反應良好,徵狀漸受控制外,她在住院期間亦感受到家人對她的不離不棄,和父母及弟弟的關係亦逐漸好轉過來。然而好景不常,阿詩出院後不久母親便被診斷患上末期癌症,短短兩個月內便撒手人寰。望着母親嚥氣的一刻,阿詩心中滿是悔疚。為何自己過去沒有好好善待母親?現在連要補償也來不及了。 家人鼓勵 重新維繫家庭 幸好家人在這個困難的時刻不但沒有諉過於阿詩,更鼓勵她重新振作,重新找回自己在家中以至社會的角色和位置。現在阿詩在超級市場當收銀員,公餘會參加由議員辦事處舉辦的進修課程,或約父親和弟弟飲茶,努力維持家人之間的關係。「父親和弟弟不擅辭令,但飲茶時他們特別多話,關係特別融洽。」回首人生上半場,阿詩直言自己幾乎把家庭毁掉了,現在她卻如膠水般把碎片黏貼在一起。「雖有裂痕,但總算是一家人。」 ■專家之言 合適工作增自信助復元 從以上個案,我們發現所謂「復元」其實包含多個層次﹕ 1. 徵狀的復元 精神病患有相當程度是類似一個人出現健康問題,即身體出現疾病。當患者作出干擾他人(如強迫儲物)甚至暴力行為時,經專業評估後先以藥物控制徵狀,可讓病者及家人有一個喘息的機會,好好冷靜下來,彼此重修關係並計劃將來。這是復元最基本的一個層面。 2. 功能的復元 很多人抱持一個錯誤的觀念,認為除非徵狀完全消失及不用服藥,否則病人不算康復過來。其實「無病無痛」亦不代表活得健康快樂,只要學會與徵狀共存甚至共舞,並在日常生活中找到一己角色和位置,病人已算踏上了復元之路。有復元人士曾言﹕「現在我常問自己,終日一個人百無聊賴的呆在家中或中心,實在很難過。」合適的工作不但可以解悶,更可提升復元人士的自信和自我效能感。即使是一些無償工作,如家務和義工等,只要家人和社區人士願意支持、配合和給予機會,一樣可令復元人士「邊學邊做」,活出有意義的人生。 3. 服務和環境層面的復元 治療不只是要減少病人徵狀、管理風險和處理危機,同等重要的工作還包括在服務和社會層面上作出介入,令社福制度和社會氛圍變得更包容、更人本、更尊重個體,令每個人也可發揮能耐並有所成長。如此一來,家中氣氛更融洽,各人心情好轉了,自然有利復元。 然而知易行難,改變亦非一蹴而就,牽涉範疇既深而廣,更需要眾多專業和社區持份者一起參與。香港大學明年1月11至12日舉辦「復元4.0﹕服務與倡議」國際學術會議(詳情見www.socsc.hku.hk/rsp4),以復元為主題的交流平台,內容包括最新復元理論的闡述、研究及服務發展。期望透過會議讓大家積極對話,推動實證為本的復元服務,擴展創新介入手法,將之融入常規服務中。 ■知多啲 家人善待 勿與患者爭論 近年本港發生多宗家人懷疑患上精神病卻未有及時得到專業協助,最終引致暴力事件的倫常慘劇。一如阿詩的個案,很多病人即使出現徵狀多年,家人亦未必懂得處理。以下是幾點建議,供有需要的讀者參考﹕ 1. 嘗試明白復元人士的憂慮並提供支援,如當他們擔心找不到合適工作時,可協助他們約見社工,或陪同他們到社區中心、勞工處求助;切勿就病人的想法或行為和他們爭論。 2. 關顧自己的身心狀態,注意飲食和休息,學習放鬆和善待自己;多向親友或專業人士傾訴,切忌把自己封閉孤立起來。 3. 留意家人行為、思想和情緒方面的變化,若發現持續出現徵狀甚至惡化,宜盡快尋求專業協助;全港19區共有24間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提供外展服務,接觸社區中懷疑有精神困擾之人士。 4. 尋求專為精神病人照顧者或家人提供的支援服務,如浸信會愛羣社會服務處的精神康復者家屬資源及服務中心,會為照顧者提供輔導和家人朋輩服務,協助同路人助人自助。 5. 善用一些由非政府組織或社福機構運作的網上平台,如由東華三院黃竹坑服務綜合大樓成立的「友心情」(www.radioicare.org),為公眾介紹正確的精神健康資訊,包括怎樣協助精神受困擾的親友就診(由徐慕菁醫生主講),以及與復元人士的相處之道(由曾繁光醫生主講)等。 文:謝樹基(香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教授、精神健康及社會政策小組召集人)、劉頡偉(註冊社工) (本版為設計圖片,相中模特兒與本版提及個案無關) 編輯:梁小玲 電郵:[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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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裙底追求成功感? 藉偷拍減壓 反陷情緒漩渦

【明報專訊】性侵犯不一定有身體接觸,偷拍裙底也足以對女性造成傷害。專門為犯過性侵行為的人士提供輔導服務的機構指出,過去兩年的求助者中,涉及偷拍女士裙底的個案有上升趨勢。 偷拍者未必是色情狂,約七成個案的偷拍動機並非追求性興奮,而是成功感;或因錯誤性觀念,誤以為藉此可與女性建立親密關係,明知錯卻停不了,邊拍邊內疚,走不出困局。 專責支援曾犯過性侵或曾有此念頭的人士的明愛朗天計劃,過去8年接獲610人求助,當中涉及偷拍佔整體的39%;但單論過去兩年,偷拍個案所佔比率則為53%。明愛朗天計劃項目主任(註冊社工及性治療師)江寶祥估計,這與手機科技愈來愈先進,隨時隨地可拍照有關。此外,不少媒體及網站提供偷拍資訊,加上不少犯案者誤以為,強姦非禮才會帶來傷害,偷拍沒有身體接觸,女事主未必察覺,對她們的傷害較低,因而助長歪風。 涉及偷拍行為的求助者中,只有三成純為性興奮犯案,例如﹕見到女士穿短裙便有衝動偷拍,之後再自慰。其餘七成源於不同原因,包括「成功感」或錯誤性觀念。江表示,不少偷拍者在犯案時會掙扎,明知會傷害女性但又想滿足私慾,產生罪惡感。 僅三成人為性興奮犯案 有一名從事文職工作的30歲男子,感到不受上司重用,自覺在公司無地位。雖有穩定女友,但戀情不被家人接受。他向來鮮與家人傾心事,加上感情甚好的長輩離世,心情非常低落,缺乏希望,甚至有尋死等抑鬱徵狀。有一次,他乘港鐵時無聊時影了一個女子的背影,覺得很有成功感,繼而變本加厲。「他每次偷影女性後也會刪除相片,純粹想要剎那成功感,作為排解負面情緒的方法。」不過滿足感很短暫,伴隨有自責、內疚、罪惡感等,連他也認為自己變態,不敢與朋友外出,擔心被人知道惡行,怕被捕後一無所有,感到非常困擾。 偷拍行為持續了8個月,終在一次犯案時被發現。他當場跪下向女受害人道歉,不是求對方不報警,只想事主原諒,他也向警方承認罪行。原以為女友及家人知道後,必然指摘甚至嫌棄他,但他們均幫助事主渡過難關,讓他有勇氣主動求助。 很多偷拍者自覺得是變態,不相信自己可以克服偷拍的欲望;加上行為涉及性,不敢向人傾訴,覺得人生沒有希望,造成惡性循環,更停不了偷拍行動。江強調,輔導時要讓求助者解除標籤,明白自己有能力抗拒偷拍行為,「以這個男士為例,他並非日日偷拍,有時整個星期都不想拍,有時卻連拍數天;心情差時衝動較大,心情好如被上司讚賞,縱有偷拍念頭也可以遏止。只是之前他一直留意不到自己有這能力」。 江建議,求助者先別自責,若發現自己有問題,應積極求助。另外,鼓勵他們寫道歉信,承認自己犯錯,表達歉意,中心會把道歉信轉交予性侵受害人機構。雖然受害人不是遭求助者偷拍的事主,也可讓她們聽聽性侵者的自白,有助減低她們的自責,糾正她們覺得「遭受性侵是因為自己穿得性感的錯」的觀念。 性感=開放? 錯誤性觀念累事 另外有不少偷拍者,犯案時心態並非存心想傷害她們。一個已婚男子自認鹹濕,看到女士穿得性感,就覺得她們開放,不介意被偷拍。他先後因非禮及偷拍被捕5次,失去工作、婚姻破裂,認定自己不會被社會接受。 經過輔導後,了解到他自小被灌輸錯誤的性觀念﹕性是禁忌,談不得,因此每當看見女士衣著性感,就誤以為她是性開放。「其實這個案的事主,是想與女性建立親密關係,想有交流。」最後接受輔導,以及在支援小組內與同路人分享性觀念後,才了解自己問題,重新確立性觀念,不再偷拍女性。 ■責怪無用 聆聽了解為上策 有偷拍傾向的求助者,難以向家人坦白,但偏偏家人及伴侶的支持是非常重要,如發現身邊人出現偷拍行為時,不要責怪或歧視,鼓勵他正視問題,可以作出以下對應。 ◆5招幫幫求助者 1. 聆聽及了解,找出他珍惜的人與事 2. 讓他知道自己可以改變,未來仍有希望 3. 別先入為主作出評價 4. 協助尋找停止偷拍的方法 5. 鼓勵向專業人士求助 ◆明愛朗天計劃 網址:www.dshcaritas.hk ■知多啲 專家:正常社交助搣偷拍癮 偷窺狂可由壓力引發 性衝動是人之常情,精神科專科醫生何浩賢指出,如透過反覆偷拍或偷窺影像,得到性興奮及性滿足,當中對別人造成影響或令自己有心理壓力,構成困擾,有可能患上偷窺狂(Voyeuristic disorder),屬精神病之一,可能由壓力引發出來。 有一名已婚男士,一直喜歡瀏覽偷拍網站,後來升職後壓力大增,瀏覽次數也多了,產生了偷拍衝動。一次在女更衣室放針孔攝錄機,遭揭發被捕後,被安排見精神科醫生,發現患有偷窺狂,經醫治後始知他因工作壓力太大,逐以偷拍作為減壓之用。「患者未必重視偷拍內容,反而是偷拍成功帶來的快感,藉此抵消壓力。」 透過心理治療及輔導,協助患者處理自己的偷拍衝動外,亦讓他了解犯案後果,隨時會令自己後悔,明白要以不傷害他人的原則來滿足自己。「也要留意他有否因此出現壓力、引發焦慮等情緒問題。另外,犯案也對他的婚姻構成重大衝擊,太太得悉後非常自責,也需要處理她的情緒。」 無意地初犯 之後漸成病態 城市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犯罪學講師兼香港性教育會會長黎定基指出,現時很容易在網上找到色情資訊,包括偷拍,部分人看完產生性衝動。大多數偷拍者,通常第一次犯案是「意外」出現,例如在車廂內無意中偷拍附近的女生,之後感到興奮,會加強他的欲望,逐漸增加犯案的次數與密度,可能變為慣常行為。「如達到不能自我控制,便屬病態。持續犯案,所犯的罪行亦愈來愈嚴重,可能演變成非禮甚至強姦。」但這並非必然的方程式。 偷拍者通常缺乏社交生活,人際關係弱,感到寂寞,欠缺同理心,自我中心較強,個性內斂。黎認為,偷拍者應接受心理輔導,培養正常社交生活,有助減低偷拍的欲望,也可向性治療師求助。 文:許朝茵 圖:受訪者提供 統籌:鄭寶華 編輯:王翠麗 電郵:[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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