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人醫事:罵我的教授

讀醫學院時,與一眾同學在門診部觀察教授看症。那時是「非典型肺炎」(SARS)期間,學生們必須穿上整套保護衣:頭套、口罩,還有又寬又長的塑膠衣袍,不但醜,而且極不方便。我身材矮小,膠袍長及足踝,走每一步都必須小心翼翼,避免踏着袍角跌倒。 這位女教授是出名嚴厲的,大家戰戰兢兢地走進診室。忽然,教授把我從二十多個學生中抽出來,大聲斥喝:「你,你過來!你是怎樣穿衣的?看,袍子全都反了出來!」 我嚇了一跳,低頭察看,發覺原來腰繩繫得不緊,膠袍在背後張開來了,非常難看。手忙腳亂地整理時,聽着教授充滿威嚴地責罵:「你連衣服都穿不好,病人見到你會怎樣想?你這樣子哪裏像個醫生?怎可能如此粗心大意……」 我緊張得滿頭大汗,羞愧得雙頰通紅,幸好臉被頭套和口罩遮住了。也許我的臉皮特別薄,但我自小在學校乖巧順從,從未被師長罵過半句;作為大學生,竟被教授當眾批評,這件事真叫我心裏極不舒服,對教授的恐懼和戒心更是大大增加。 事隔多年,我與那位教授已經熟絡,恐懼之心也早散去。回想起來,我實在很感激她當年的責罵。那時候,她可以選擇不罵我,讓我繼續去犯同樣錯誤,不懂注重醫生的專業形象。可是,她願意花精神指正我、警醒我,即使需要當眾斥罵也在所不惜。 愚蠢制度 教師不敢「得罪」大學生 現今肯罵人的老師、教授和上司,真是買少見少。一來是因為愚蠢的「教師評估制度」,包括醫學院,每上完一課,竟然不是老師去評估學生,而是學生填問卷去評估老師的表現,可以不記名的恣意批評;有些極端例子,當老師給的分數低,就直接衝去教員室爭論指罵,有點紅衛兵批鬥老師的味道了。既是如此,老師不敢「得罪」大學生,遇到學生出錯時不敢指正,能裝作看不到就最好,倘若不得不教時也盡量婉轉溫和。於是,學生們便永遠不會知道自己做錯了。 二來,當事浮於人、學位和職位不被珍惜時,學生或實習生一個不高興,就能夠隨時轉去另一個部門。下屬犯錯,上司懶得罵人,既擔心罵走員工請不到新人,同時心裏又想:反正你遲早都會離開,我又何必做黑臉,去「教精你、教你如何做人呢」?於是,年輕人愈發不懂人情世故了。 醫學生上課遲到早退、換下手術袍後隨手拋在地上、得罪了護士而不自知、約好了教授卻全體不出現、用粗言穢語去評估講師、到其他醫院學習時要求安排專車接送……都沒有被人責罵。到最後,誰才是真正的受害者呢? 文:許嫣(病理科專科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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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醫精誠:獄中行醫的港大醫學院院長

【明報專訊】前文敘及華人西醫書院初期的四位大醫及困境,其實直至1911年港大建校,人手匱乏,資金緊絀的局面依然如故,大多數教員仍是兼職﹕或有私人執業,或者任職政府,醫學院很難稱得上是學術機構,直至一批新人到來,才逐漸建立起高等教育的標準,其中包括學院史上最年輕的院長狄比(Kenelm Hutchinson Digby)。1915年他年方31歲出任院長,因此筆者出任此職時40歲,只算是「第二年輕」,第三位則是現任醫管局主席梁智仁,他當時41歲。 31歲院長 放棄錦繡前程來港拓荒 狄比早在倫敦蓋伊醫院(Guy’s Hospital)受訓期間已是獲獎優異生,並獲授皇家外科學院院士,前程錦繡,卻應港大邀請擔任解剖學教授,來港「拓荒」。這時期香港的衛生狀况堪稱惡劣,結核病、瘧疾、腳氣病(beriberi)等高發,又值清朝覆滅,時局動盪,大量難民來港,1914年整體死亡率比1899年還高,達千分之23.34(對比2016年的6.4)。 1913年解剖學院剛成立,位於薄扶林道校園西邊盡頭,是第一座為醫學院專用的教學樓,由狄比隻身擔起整個部門的教學、行政、發展等多重職務。1915至1918年間,醫學院只有三位全職教授﹕身兼解剖和外科學系的狄比,接任生理學教授Greer Edmund Malcomson的Herbert. G. Earle,以及任教新成立的病理學系的王寵益。這幾年間港大瀕臨破產,由於人手極為有限,狄比曾三度擔任醫學院院長,事實上這個職務一直由教授輪流兼任,全職執行院長制(executive deanship)其實只是2004年才開始。狄比多次寫信給洛克菲勒基金會(Rockefeller Foundation)的中華醫學會(China Medical Board),極力游說設立內、外和婦產科三個講座教授席,為醫學院鞏固核心臨牀科目。 教學經費一直捉襟見肘,遑論學術研究,但在繁重工作之餘,狄比依然成功於1919年出版著作Immunity in Health,專門研究扁桃體(tonsils)和闌尾(vermiform appendix)的功能,具領先時代的遠見;他的外科成就還為日後的骨科治療提供了原則和技巧基礎。他又力助王寵益籌款出版教科書A Handbook of Pathology,取得羅旭龢爵士(Sir Robert Kotewall)和另外兩位華商的支持,這本500多頁的作品最終在倫敦出版,並且為英國多所大學採用。羅旭龢爵士之孫也是港大醫學院畢業生,現為瑪麗醫院外科駐院醫生,這是否前人的福澤在冥冥中得到的回應? 狄比借鑑蓋伊醫院的親身經驗,鼓勵學生廣泛涉獵其他知識領域,獨立思考,勇於表達,組織成立醫學會(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Medical Society),又設法籌款成立獎項,並協助醫科生創辦會刊Caduceus,即今學生會醫學會期刊前身。1920年代初,醫學生不及百人,許多來自外地,教職員也不超過二十,狄比與夫人常舉辦聚會,其親切氣氛令人倍有歸屬感。他的許多學生深受啟迪,畢業後仍努力鑽研和創新醫術,其中一位即日後的外科聖手王源美。 日佔時被囚 牢中開校務會議 但1941年12月香港被攻佔,打斷了這胼手胝足建立的一切,日軍曾表示可以給狄比自由,條件是他必須合作,但他斷然拒絕,寧願被囚赤柱拘留營。營內人數多達三千,傳染病十分猖獗,幸有狄比和一些醫護人員自發行動,在簡陋的條件下成立醫院及手術室,才避免了更多傷亡。雖然失去自由,他與一班港大同事並沒有失去信心,依然定期在營內召開校務會議,為戰後港大復課作準備。 雖然他的鎮靜和勇氣為周遭的人帶來鼓舞,但他自己的健康不免受損,目睹眾多親友的傷亡和離別,也給他精神重創,戰後他體力衰減,只得告別工作超過卅年的港大,回國後他還不斷寫信向英國政府申請援助,幫助港大重建。 港大外科學系於狄比逝世翌年設立狄比紀念基金,又於1969年開設狄比紀念講座,歷年邀請各界典範人物譬如方心讓、鄭海泉、盛智文、陳德霖、幕內雅敏(Masatoshi Makuuchi)等主講,乃全城年度盛事。先賢的身教是醫學院最深厚的傳統之一,所謂大醫,除了仁心仁術,還有忠誠——無論身在何方,人生順逆,盡心教育的職責,忠於醫者的使命。 文:梁卓偉(香港大學醫學院院長)、唐明(特約作者) Read more

吾生有杏:院長醫生周記:爸爸不在家

【明報專訊】「Ok!吧吧!」這是女兒對我又再出外公幹的反應。 身兼院長及腸胃科教授,我對於提升醫學院的國際學術地位實在責無旁貸,所以經常應邀出訪各國學府,介紹中大醫學院的科研成果及發掘更多合作機會。剛過了農曆年,我又開展了另一個旅程。這一個月,我先後到大阪、名古屋、東京、倫敦、牛津、吉隆坡、檳城及北京等地。 女兒眼中 爸爸像軍人、蜘蛛俠 在女兒眼中,爸爸像一個軍人,經常保持作戰狀態,我的手提行李有全天候裝備,十五分鐘內便隨時可以出發往機場。爸爸也像Spiderman,昨晚還在家吃飯,今晚卻失去影蹤,原來已飛到地球的某一個角落了。 小時候,女兒會捨不得爸爸,不想我離家,追問我何時歸來,晚上還嚷着要跟爸爸一起睡覺。現在孩子漸漸長大,父母不再是她們心中的一切,自己的重要性也開始褪色了。上星期當我向女兒宣布自己要再次出門,她們的反應卻十分平淡﹕「ok!吧吧!」我好奇地問﹕「妳們不會掛念爸爸嗎?」女兒回應道﹕「你經常出差,我們已經習慣了!」 有一次我問女兒﹕「當一天爸爸再不在妳身邊,妳會想起爸爸什麼事情呢?」女兒想了一會,說﹕「我會記得你很忙,經常不在家。」「還有呢?」我不禁追問。她再想想,便回答﹕「你很少教我做功課!」我有點不是味兒,說﹕「但爸爸有陪妳玩耍啊!」女兒便笑着說﹕「是啊!爸爸就只是愛玩!」 在孩子心靈塗上繽紛色彩 原來在孩子心中,我們都已被認定是什麽模樣。如果孩子是一張白紙的話,那麼我們便在這張白紙塗上不同的顏色,有些父母留給孩子繽紛燦爛的色彩;有些卻單調灰暗,只給孩子留下依稀模糊的印象。我的一個老友經常向我訴苦,埋怨她的女兒不願與他溝通,可是這個老友卻總是擺出一副「父親大人」的德性!一位前輩曾向我分享他的家庭生活﹕「孩子最需要我的時候,我因為工作而沒有陪伴他們成長。如今我退休了,希望多享天倫之樂,可是他們已不再需要我了!」 父母子女關係隨時間疏遠? 龍應台在《目送》一書中,描述父母子女的關係隨着時間而漸漸疏遠。這個想法,我有點不同意。孩子長大,離開父母是健康正常的。但究竟是「離開」還是「疏遠」父母,就要看我們當初如何在孩子白紙般的心靈塗顏色了。 作者簡介:教學生、醫病人、做研究,中文大學醫學院院長陳家亮親筆分享杏林大小事 文:陳家亮 Read mo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