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
救1人還是救5人？
民主社會崇尚多元價值，民意分歧屬正常現象。以美國為例子，最近Pew Research Center發表一項調查報告，研究美國人對抗疫認真程度的看法，發現有三成受訪者認為全國各地民眾反應過激，同時又有四成受訪者認為社會對疫情的重視程度不足。面對不同的聲音，政府不論是把所有資源放到抗疫戰場上，或是審慎地考量社會長遠發展之可持續性而控制開支，當中如何平衡各方持份者，從來是棘手的政治難題。
香港亦經歷相同情况，如應否限制旅客入境、規範飲食娛樂行業等議題，社會往往陷入兩難局面。當中的考量，好比英國哲學家菲利帕•福特（Philippa Ruth Foot）在1967年提出的著名倫理學思想實驗「軌道車問題」（the trolley problem）——有一輛壞了煞車掣的軌道車在鐵路上高速行駛，遠處有5個人被綁在路軌上，無法彈動，而軌道車前方有一分岔路，路的另一端也有1人被綑綁着。問題是：你面前有一轉軌桿，拉一把便能把軌道車轉入分岔路，如果選擇什麼都不做，5人便會被軌道車直接撞死；若然拉動桿子，軌道車將會切換到分岔路，輾過另1人，換回5條生命。拉不拉桿子，正是選擇兩難之所在。
據統計，大部分人會選擇拉桿，拯救最多生命。但在道德層面來看，決定不拉桿亦有其道德考慮。拉桿這個動作，本身便成為一個殺人行為，只要想像一下，和被綁在分岔路上那人對望的情景，便不難理解內心會浮現的掙扎，反正另外5人本來就會被輾死，根本與我無尤。畢竟親手殺人和見死不救，在心理層面是兩碼子的事。
經濟成本vs.人文成本
把問題放諸社會資源分配，那些推崇人文倫理、把生命價值視為神聖的，多傾向贊成積極採取一切抗疫措施，即使犧牲任何經濟代價都在所不惜；功利主義者則可能側重權衡各項方針之利弊，質疑對疫情是否有過度反應，甚至會從犧牲老弱對社會負擔之影響這個角度去考量。這些分歧，揭示了「經濟成本」與「人文成本」之間的衝突，亦為各界提供多一個討論框架。
是次疫情，可謂是對全球所有領導者管治能力的一場重要考核。不論是「無為而治」抑或是「迎難而上」，面對疫情迫在眉睫，各國政府更應扮演牽頭角色，採納最大公約數，做好溝通工作，適時扶持弱勢，凝聚各階層共識，才能嬴得民心，帶領全民抗疫。
文：傅子健（精神科專科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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