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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醫精誠：曹延洲——香港兒科拓荒先鋒

31/07/2017
大醫精誠, 梁卓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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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著名兒科醫生曹延洲家族醫生輩出﹕除他之外，還有四哥曹延棨、五哥曹延燧，女兒曹小玲；夫人吳美齡亦出生新加坡醫學家族，岳父吳國安三兄弟都是醫生；姐夫即李樹培醫生，外甥李維達及妻子鄺靄慧亦然，是當之無愧的醫學大家族。

父母早逝，是大姐曹秀群獨自負擔照顧三個弟弟，長姐如母，也是他們兄弟的人格楷模。她三十年代初畢業於上海滬江大學，是香港婦女事業的先驅之一﹕身兼香港中國婦女會創辦人，立法局第一位女議員，以及本地首位獲授大英帝國司令勳章（Commander of the Most Excellent Order of the British Empire）的女性。

曹延洲小時候的理想是當建築師，最有興趣的是科學，但彼時學科選擇不多，建築、法律、會計等學科都相對後起；出路也很有限，讀理工畢業後大多只能當老師，相較之下，醫生有自己執業的獨立，也有研究深造的空間，容得下一點個人自由。

戰後移居香港英文字母也不識

他生於廈門，童年在越南度過，戰後才移居香港，插班到聖若瑟書院時，連英文字母都沒學過，入學第一年困難可想而知，唯有苦讀急起直追，恨不得把字典全背下來。但只要有師長的鼓勵，就不難克服，尤其考取醫學院後遇上啟蒙恩師，生理學教授啟真道（Leslie G. Kilborn），這位一口流利國語的加拿大醫生，來自中國近代史上傳奇的傳教士家庭，雙親都是加拿大醫生﹕父親啟爾德（Omar L. Kilborn）是華西協合大學開創人之一，母親啟希賢（Retta G. Kilborn）則創辦了成都仁濟女醫院。

啟真道極力主張醫學要有科學研究基礎，他告訴學生，現代醫學與傳統醫學的最大區別，在於科學實證的手法——這也成了他日後行醫的座右銘。

醫療進步全賴科研的推動，戰後香港的嬰兒出生率激增，難民湧入，衛生條件差，嬰兒死亡率超過千分之90（近年則是1.5內），每年都有數百兒童因麻疹喪生，曹醫生記憶最深刻的是蜑家人依然受迷信的束縛，以為幼兒出麻疹不能洗澡，或自行亂服瀉藥，導致或缺水，或發炎，甚至肺炎或失明，不少病童送到醫院時都已回魂乏術，但在防疫針廣泛使用之後，如此愁雲慘霧的狀况即速告消散。

兒科首任講師專科發展功臣

他於1958年畢業港大，當時香港兒科剛剛起步，比英國晚了將近一個世紀，直到1964年港大醫學院才正式建立兒科學系，由田綺玲教授（C. Elaine Field）帶領。曹醫生剛從英國受訓回港即加入這支「拓荒隊」，擔任第一位講師。至七十年代學系開始發展專科，譬如心臟科、血液學、神經學及兒童發育等，他則率先專研小兒腎科。為了致敬他為奠定本港兒科的貢獻，2005年李維達醫生於港大設立「曹延洲兒童及青少年醫學」明德教授席。

港大兒科最初只有兩間病房，七十年代末來港執教的夏志森（J.H. Hutchison）曾向政府爭取成立一所兒童醫院，一度獲政府首肯將瑪麗醫院K座（取英文Kids的首字母K）改作兒童醫院，惜最終未果，還要等足卅餘載才告落實，如前文所述，位於啟德的香港兒童醫院將於明年啟用，是全港至今規模最大，設施最完善的專科醫院。

雖然見證了兒科在短短半世紀的飛躍，也欣慰於絕大多數香港兒童的健康保障，他卻偶有感嘆﹕醫學愈來愈昌明，產前檢查全面，能及早發現胚胎的異常，愈來愈多父母輕易放棄生命；加上近年出生率下降，案例和數據不足都造成了推動研究的困難。醫學的知識和經驗不分國界，研究的停滯，即使受影響的不是香港下一代，但落後地區的貧困兒童，也會因此少了治癒的機會和希望。

醫學畢竟不同於科學，科學家可以「閉關研究」，醫生卻要打開門面對全世界，他最敬佩的是姐夫李樹培﹕「他待人至誠，處事分明，喜歡和病人聊天，久而久之，甚至能維繫幾十年的關係，結為至交。」幾十年來每天都跟兒童打交道，曹醫生或也受到薰陶，眼神不時流露出兒童般的調皮，「他們前一刻還在痛苦啼哭，病癒後就活蹦亂跳，就是我生平最大的滿足，在他們身上看得見生命力的旺盛」。

文：梁卓偉（香港大學醫學院院長）、唐明（特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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