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賢心事:父母慣性貶低控制 埋情緒病伏線

童年陰影對我們的影響深遠。比較明顯的「童年陰影」可以是來自身體,甚至性侵犯;但更常見的,是父母慣性的批評、貶低、控制,或者是有意或無意的忽略、情感上的要脅,又或是父母之間不和,使到還是小孩的我們承受着大人之間的情緒。 Read more

【精神健康】醫賢心事:不由自主追看新聞 或患情緒病

【明報專訊】這幾個月,情緒病求診病人數目持續高企,相信與近日社會動盪,導致整個社會,甚至家庭裏的氣氛緊張有關。當我們看見暴力、有人受傷等新聞,情緒自然會被帶動,掀起憤怒、無助等感覺。 Read more

知多啲:情緒病、ADHD易混淆

【明報專訊】近年不時聽到學童輕生的新聞,社會更加關注兒童及青少年的精神健康。精神科專科醫生黎大森指出,本港兒童或青少年精神科患者中,超過一半為專注力不足及過度活躍症(ADHD),而患情緒病及行為問題約佔20%至25%。 (資料圖片) 他補充指,因應傳媒多報道兒童精神健康,家長開始正視問題。以往求診的高峰期為每年10月,隨着學生開始測驗、考試而增加;現時家長較為緊張,在暑假期間已希望評估子女是否適合或能否上學。加上很多學校都已設有特殊學習支援,為有需要的學生作考試或功課上的調適,相比以前,家長已較少逃避問題。 情緒及專注力都會影響兒童的表現,兩者治療方法不同,嚴重程度也不一樣,所以要及早診斷,分清患者的病因。黎大森表示,父母不但可從翻閱小朋友的手冊、功課等,判斷其是否有情緒問題,也可觀察孩子專注力的情况。有情緒問題的小朋友表現會突然變差,而專注力不足的小朋友因為從小到大都有同樣問題,學業表現會持續欠佳,也多因課堂表現不理想,手冊一直出現很多評語。此外,專注力不足小朋友一般在閱讀理解、組合句子或段落、數學文字題等「甩漏」較多,表現較弱。 專注力與情緒問題可互為影響,黎大森指,有專注力問題的人,小部分會同時患有抑鬱或焦慮。有些小朋友因專注力不足,學習表現不好,導致被同學取笑,影響情緒。所以要治療其專注力不足,才可根治情緒問題。 網上評估問卷質素參差 現時網上有不少聲稱可評估情緒問題的問卷,黎大森認為這些問卷的質素參差,但整體來說,總有幾條問題會提及患者的睡眠、胃口、興趣問題,至少可以提供一些方向讓家長參考。如有任何疑問,可以積極聯絡家庭醫生、社工或專科醫生等,有助及早得到適切治療,如果能夠在病情初期治療,可免於使用大量藥物,對患者生活的影響都會降低。 Read more

「病歷」變「資歷」 支援情緒病同路人

【明報專訊】隨着近年香港人對精神健康日漸關注,加上「復元運動」在香港發展多年,大眾對「精神病」的理解,已不再囿於「有病vs.康復」的簡單二元思維,同時愈來愈多助人專業服務開始強調服務使用者的權利和本身的優勢。 然而「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復元運動若要在本土真正紮根並開枝散葉,還是必須釐清相關的概念。 現今社會喜歡「標籤」,五花八門的評估工具,層出不窮的專門術語,彷彿人人都是某種身體、心理和社交問題的載體,需要各種各樣的服務才可正常過活。 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在《疾病的隱喻》一書中,透過分析愛滋病、肺結核和癌症的隱喻,展現社會如何將醫學名稱轉換成道德批判,以至政治壓迫的鬼祟過程。結果在病患中受苦的人,往往因為社會的誤解、污名與自身的迷思,承受更多額外的身心折磨。事實上,精神病從來不缺隱喻(如暴力狂、鬼上身、廢柴、跳掣等),而且比一般身體疾病更容易令人浮想聯翩。當醫療系統成為權威,能界定一個人身體健康或抱恙、精神方面是常態或病態時,這種無上的權力便成為各種隱喻的催化劑。 由是者,近年多個自助組織和倡導單位紛紛反客為主,提出「殘疾資歷」、「創傷就是力量」等概念,以響應由約翰里德教授(John Read)提倡的「醫療—心理—社會—文化模式」(medical-psycho-social-cultural approach),推動和服務使用者共建服務,而非單純服膺專業權威,視病徵如洪水猛獸。 每名復元人士的經驗,都是寶貴且別具特色,當中有其普遍性和極個人的一面。不少個案發現,透過適度面對這些個人身心和社交特色(如強迫行為、對人多疑、對完美或整潔的過分要求等),對個人成長、原生家庭以至人生目標,也會有更深一層體會。 復元人士經驗 寶貴而獨特 足球大師告魯夫曾言:在對的崗位上,任何球員都可以是好球員。同理,只要安排合適的環境,復元人士也可以利用自身特色回饋社會,在助人自助的過程中重尋生活的樂趣和意義。 近年香港的朋輩支援工作漸見成效,令這些過來人在服務設計、執行、評估,以至機構資源分配等各方面也有一定空間發揮所長。尤其是朋輩支援員的「病患資歷」,由於他們對服務使用者更具同理心,同樣的服務流程執行起來,甚至比很多助人專業者更體貼入微。他們既是「同路人」亦是「過來人」,處理個人心理和社交特色的豐富經驗,使他們能適時「補位」(如成為服務使用者和助人專業者之間的溝通橋樑),以及在共建服務內容、提供資訊和分享經驗的過程中,擔當舉足輕重和不可取代的位置。 文:謝樹基教授(香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精神健康及社會政策小組召集人)、劉頡偉(註冊社工) 編輯:王翠麗 電郵:feature@mingpa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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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本善】醫賢心事:有情緒病 性事必然無心無力?

【明報專訊】情緒病患者,較一般人士容易出現性功能障礙的原因有二,第一是情緒病本身的徵狀導致,其次是受藥物影響。 抑鬱症的徵狀,除了失眠、食慾不振、精神萎靡、心情低落之外,對性慾也會有影響。患者對身邊事物都失去興趣、不能感受到當中的歡愉,亦可能不想見人,性方面自然也不會例外,就像當我們睡得差、精神疲倦,只會想好好休息,不會有興趣想性事。 或因情緒病藥失性慾 另外,情緒病患者失去性慾也有可能是受藥物影響。情緒病的藥物有好一部分都會影響性功能,這些影響雖然在停藥後會消失,但在服藥期間,確實可能對患者產生影響。 很多患者因為在情緒病發時已經對性生活失去興趣,因此反而沒有太留意藥物對性功能的影響。有患者曾告訴我,最重要是先把情緒病醫好,副作用方面下一步才處理。 若病人正面對這種情况,應該跟醫生商量,基本上治療方向並非只得一個做法。因為每個人對每一種藥的反應也不同,所以性功能障礙的副作用不一定會在服藥後出現;如果真的出現了,其實亦有其他藥物可以選擇。醫生會跟病人商量,跟進病人的情况,看看正在服用的藥物效果如何,因為就算是轉用新藥,亦有可能有其他副作用。 有些病人曾經嘗試自行服食壯陽藥物,但如果真的有需要,其實應該向醫生查詢,藥石亂投反而增加心理負擔。 性功能也是生活質素中重要的一部分,情緒病患者並不一定要待治好病情後才能有性行為,怎樣平衡病情、藥物副作用和生活質素,病人應該與醫生一起商量,因應各人情况作獨立評估。 文:何浩賢(精神科專科醫生) 相關字詞﹕抑鬱症 情緒病 性治療 性功能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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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籤反常行為 懶理背後問題 「你有情緒病」不是萬能key

隨着精神科的診斷趨於精細,現時有關精神病的診斷,已被仔細分類為焦慮症、抑鬱症、躁鬱症等情緒病。當遇到身邊人出現情緒問題及反常的行為,市民大眾亦很容易將之標籤為患上精神病的表現。其實精神健康的問題自古已有,是否必須根據現代醫學方法才能解決?實在值得深思。 明仔今年15歲,過去數月精神緊張、心情差,意志消沉至不想上學。父母及學校均認為他患有抑鬱症,需要尋求臨牀心理學家的支援。 今天,社會大眾習慣把不接受的行為歸咎於精神、心理問題,坊間的討論、報章的報道,往往追溯事主是否患有精神病。「因為他有思覺失調,所以有暴力傾向」,試圖以此作解釋,將問題歸咎於事主。其實這是過於簡化、偽科學,甚至不負責任。要了解一個人的行為、背後的心理,就需要了解他的成長背景、家庭關係、生活情况、社區環境等等。 現代精神病學 比古智慧更落後? 其實明仔在去年開始,上學時遭受同學長期欺凌、毆打,導致身體多處受傷,需要停學數月接受手術治療。事後,校方懲罰了涉事同學,又安排轉班,但之後就沒有其他跟進,甚至勸阻明仔母親不要報警。而且在雨傘運動後,明仔變得不信任警察,寧願獨自處理問題,在校園裏他選擇躲避欺凌他的同學,受傷後他變得善忘,成績退步。 家庭環境方面,明仔生於大陸,小時候隨母親來港與父親團聚。一家三口居住天水圍某公共屋邨的狹窄單位中,邨內充塞各種經濟民生問題,他和母親分別目擊過有人跳樓自殺。父母屬藍領階層,父親每晚工作夜歸,一家要等他放工後晚上十點多才一起晚飯,因此明仔午夜後才上牀睡覺,早上六點半起牀準備上學,長期睡眠不足。由於家貧,明仔除了打機,沒有別的娛樂和嗜好。管教方面,因父母讀書少工作忙,教導方式也是責罵為主,一家三口可謂非常「躁底」。 一個年輕人在這樣環境下生活,每天獨自面對着不安、睡眠不足、沒有運動、缺乏良好的人際關係、缺乏信任……變得憂鬱、焦慮是誰之過?要改變的是誰?把他診斷為抑鬱症或創傷後遺症,甚至「對症下藥」,教他改變思維等等,是否本末倒置?將責任歸咎於父母,亦不見得合理,咒罵社會亦無補於事。 自古以來,生活充斥着大大小小的災難、創傷。直到上世紀,才有精神科醫生或心理學家治理這些問題。當今醫學昌明,但在精神健康的領域,發達國家不見得比發展中國家優勝。精神專科還未成熟的地區,對於異常的行為,通常有自己一套解讀和處理方法。 傳統中醫視精神科為內科,與五臟六腑息息相關。21世紀科學終於趕上,「發現」原來消化系統與精神健康不可分割。原來,不定時的作息可導致心理問題;原來,運動有益情緒……這些家喻戶曉的智慧,傳統的健康生活習慣,是否真的需要專家批核,才能被證明為有效? 環顧當今香港社會,個人主義高漲。人的價值取決於個人的成就,個人的成就亦被簡化為他一個人的努力。抬舉DSE狀元,其實間接否定其他考生的價值,忽視了教師的貢獻。當生命的價值只建立在個人的成就上,失敗,自然變得不能接受。 「我要快樂」反而變壓力 西方個人主義亦鼓吹個人的快樂。近年,不少團體鼓勵市民追求快樂,卻沒有深入討論快樂的定義。社會文化潛移默化,我們經常會自問:「我是否快樂?」久之,我們製造了「人生一定要快樂」的假象。若快樂只是一種感覺,它一定不會持久,因為感覺容易受環境影響,是短暫、易變的。 「我要快樂」可以變成另一種壓力、不切實際的幻想。名人的輕生,提醒我們:人,無論多成功,有多少粉絲,亦不保證感覺快樂。生命有涯,感覺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 不同宗教哲學提供對快樂的另一種解讀。與其追求一些短暫、易變的快樂感覺,歷代智者教我們學習放下個人主義,施比受更為有福,知足常樂。 改善生活習慣 或勝專家治療 我們在盲目追求短暫快樂的時候,有多少個明仔被忽略、被犧牲?明仔所需要的,並不一定是專家的治療,例如改善一些生活習慣,反可事半功倍。我建議明仔早點睡,若父親不能爭取早點回家,明仔可以提早吃飯,等父親回來再共度時光。與其坐在家裏打機,明仔可以參與一些群體運動,既能鍛煉身體,亦能交友。 身為鄰居,你我可以主動關心、幫助明仔一家,給予鼓勵,甚至協助他們向學校尋求公義。在生活上或教育子女方面,你我可以提供資訊、簡單提醒,或作明仔的師友。在社區層面,我們可以為大家爭取多一點支援、權益。不能只有生存沒有生活,亦不能只有生活沒有生命。我們可以在這追求幸福快樂的生命旅途中互勉。 精神健康一環扣一環,緊扣着生活習慣、家庭關係、鄰舍關係和社會的價值觀,我們不一定要把我們的精神健康外判給專家。 文:陳濬靈(香港大學心理學系副教授/臨牀心理學家) 編輯:王翠麗 電郵:feature@mingpa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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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語權之爭 專家至上? 醫治情緒病 患者都有say

【明報專訊】在現今號稱國際大都會的香港,數據和專家就是權威,擁有對各種人和事的詮釋和話語權。愈多人跟隨你,論述就愈有代表性。最後所謂「真相、真實」,其實不過是最多人支持的觀點而已。 對於受情緒病影響的朋友,身邊人的態度和行動,對當事人能否掌握自身康復權利有決定的影響。家人及助人專業者,應該反思他們擁有的權力及其對於當事人的影響。什麼對於當事人「最好」,誰最清楚呢?他們的生命又屬誰呢? 個案一:副作用大想換藥 醫生反對 Billy曾擁有理想的職業,後來受抑鬱和幻聽影響,被迫提早退休。病後子女、太太和醫生皆質疑他的工作和自理能力,除了不贊成他尋找兼職,亦會每天監察他吃藥,甚至不同意他單獨外出。其實Billy也有上網了解自己的病况,覺得某些西藥的副作用太大,希望嘗試不同藥物,甚或希望配合中藥和運動去調校藥物劑量。可是醫生警告他「不要亂來」,亦吩咐家人陪他覆診,確保他不要胡思亂想,乖乖吃藥。 個案二:醫護細心聽 患者放心講 Catherine被情緒及有關死亡的思想影響多年,在普通科試過很多藥物後徵狀也未見改善,結果需要入院調校藥物。她的父親很支持她,儘管他對女兒需短暫離家感到不捨,但因為自身多年前也有被情緒困擾和藥物治療的經驗,他很理解女兒的困難。醫護團隊也很尊重Catherine,醫生們很願意細心聆聽她講述服用不同藥物後的反應和狀况,令Catherine可以持開放的態度,放心分享自己的故事和作不同嘗試。 上述兩個個案,家人和醫者對病人的反應迥異,值得大家反思﹕究竟誰擁有闡釋「情緒病」的話語權?哪些態度和做法最有利於病人康復呢? 負面標籤 催生「病人模式」 受「情緒病」影響的人,都被貼上很多負面的標籤。很多解釋精神病的權威理論,都建基於一個假設﹕當事人都是生理或心理出現問題,能力方面有所缺乏或不符合主流社會的期望、要求。結果問題被內化,當事人活出了大家所期望的「病人樣式」,即性格負面悲觀、沒有工作動力、對生活缺乏興趣等等。最後整個家庭陷入一片愁雲慘霧中,終日難見歡容。更甚者是連病者家人、醫護人員和社工等助人專業者,也認定病人根本對自己狀况缺乏了解,亦沒有能力和知識去作出「合適」的決定。結果病者的日常生活以至有關復康的種種決定,例如醫藥、生活和工作安排等,都被家人及專家左右,甚至連表達自身的權利也被剝奪和得不到尊重。 ■專家札記 關愛變壓迫 好心做壞事 對受情緒問題困擾的人而言,如果能夠運用語言或一些恰當形式去表達自己的生命故事,並為自己過去的經驗賦予獨特的意義,事實上他們擁有主宰自己命運的權利。然而這個話語權很容易被人奪去和瓜分,尤其是一番好意的家人和醫護人員。 其實建立渠道讓病人發聲,助人專業者和家人就可以多了解他們的狀况,並作出更適切和合宜的支援。簡單而言,就是心懷信任、接納和尊重病人的態度,確認和肯定他們的生命故事、病患歷程和個人體會。 開放式提問 多聆聽病人 執行上,聆聽是關鍵一環。不打斷病人分享,利用開放式提問,拉闊話題,從病人經驗出發,發掘每段經歷所賦予他們的意義,同時以好奇心探討他們過去面對徵狀的策略,了解當中的掙扎和得失。有時病人的策略可能有別於醫生和家人的想法,同時效果亦可能未如他們的理想;但助人專業者和家人只要堅持和他們同行,陪伴他們面對病患過程的種種,並發掘他們對各種經驗的詮釋,繼而協助他們發現合適的方案和應對行動,病人就能收復他們的話語權,去詮釋、接納和擁抱自己依然美麗和充滿希望的人生,亦令家人重現笑容,真正達至「家家好心情」。 家人和專業人士若希望協助受情緒困擾的人走過幽谷,必須常抱着開放態度,不要讓自己的專業判斷與知識凌駕在當事人的經驗之上。否則我們很容易「好心做壞事」,令自己的關愛成為了對他們的另類壓迫,甚至堵塞了病人表達自己和以最合適的方法面對困境的機會。 文:謝樹基(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教授,社會科學學院精神健康及社會政策小組召集人)、胡可兒(香港基督教輔導服務資深輔導員) 圖:資料圖片 編輯:沈燕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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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家好心情:精神病復元者 「疫」境提防復發

【明報專訊】疫情之下,人心惶惶,對精神病復元人士來說更是雪上加霜。跟其他市民一樣,他們同樣為缺乏防疫資源而徬徨和苦惱;受到精神病影響,部分復元人士的衛生意識及自我照顧能力較弱,加上家庭經濟環境拮据,未能購買充足清潔消毒用品及防疫裝備,情况令人擔心。而根據觀察,疫情亦加劇了部分復元人士的病情。 Read more

【抗疫你要知】過度緊張影響社交 放下焦慮 防疫不是斷六親

在人人自危的抗疫時代,有人提防「隱形傳播者」而足不出戶、謝絕探訪;有人憂心物資短缺而盲搶;有人取消一切飯敘;有人依然無畏無懼不戴口罩、外出吃喝聯誼。家人作為密切接觸的命運共同體,一切皆互為影響,不同的防疫態度或會引起家庭衝突,該如何協調?疫情可能會持續一段時間,在保持社交距離、減少外出之下, 如何在心態、生活、人際關係上找到平衡? Read mo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