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醫精誠:曹延洲——香港兒科拓荒先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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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著名兒科醫生曹延洲家族醫生輩出﹕除他之外,還有四哥曹延棨、五哥曹延燧,女兒曹小玲;夫人吳美齡亦出生新加坡醫學家族,岳父吳國安三兄弟都是醫生;姐夫即李樹培醫生,外甥李維達及妻子鄺靄慧亦然,是當之無愧的醫學大家族。

父母早逝,是大姐曹秀群獨自負擔照顧三個弟弟,長姐如母,也是他們兄弟的人格楷模。她三十年代初畢業於上海滬江大學,是香港婦女事業的先驅之一﹕身兼香港中國婦女會創辦人,立法局第一位女議員,以及本地首位獲授大英帝國司令勳章(Commander of the Most Excellent Order of the British Empire)的女性。

曹延洲小時候的理想是當建築師,最有興趣的是科學,但彼時學科選擇不多,建築、法律、會計等學科都相對後起;出路也很有限,讀理工畢業後大多只能當老師,相較之下,醫生有自己執業的獨立,也有研究深造的空間,容得下一點個人自由。

戰後移居香港 英文字母也不識

他生於廈門,童年在越南度過,戰後才移居香港,插班到聖若瑟書院時,連英文字母都沒學過,入學第一年困難可想而知,唯有苦讀急起直追,恨不得把字典全背下來。但只要有師長的鼓勵,就不難克服,尤其考取醫學院後遇上啟蒙恩師,生理學教授啟真道(Leslie G. Kilborn),這位一口流利國語的加拿大醫生,來自中國近代史上傳奇的傳教士家庭,雙親都是加拿大醫生﹕父親啟爾德(Omar L. Kilborn)是華西協合大學開創人之一,母親啟希賢(Retta G. Kilborn)則創辦了成都仁濟女醫院。

啟真道極力主張醫學要有科學研究基礎,他告訴學生,現代醫學與傳統醫學的最大區別,在於科學實證的手法——這也成了他日後行醫的座右銘。

醫療進步全賴科研的推動,戰後香港的嬰兒出生率激增,難民湧入,衛生條件差,嬰兒死亡率超過千分之90(近年則是1.5內),每年都有數百兒童因麻疹喪生,曹醫生記憶最深刻的是蜑家人依然受迷信的束縛,以為幼兒出麻疹不能洗澡,或自行亂服瀉藥,導致或缺水,或發炎,甚至肺炎或失明,不少病童送到醫院時都已回魂乏術,但在防疫針廣泛使用之後,如此愁雲慘霧的狀况即速告消散。

兒科首任講師 專科發展功臣

他於1958年畢業港大,當時香港兒科剛剛起步,比英國晚了將近一個世紀,直到1964年港大醫學院才正式建立兒科學系,由田綺玲教授(C. Elaine Field)帶領。曹醫生剛從英國受訓回港即加入這支「拓荒隊」,擔任第一位講師。至七十年代學系開始發展專科,譬如心臟科、血液學、神經學及兒童發育等,他則率先專研小兒腎科。為了致敬他為奠定本港兒科的貢獻,2005年李維達醫生於港大設立「曹延洲兒童及青少年醫學」明德教授席。

港大兒科最初只有兩間病房,七十年代末來港執教的夏志森(J.H. Hutchison)曾向政府爭取成立一所兒童醫院,一度獲政府首肯將瑪麗醫院K座(取英文Kids的首字母K)改作兒童醫院,惜最終未果,還要等足卅餘載才告落實,如前文所述,位於啟德的香港兒童醫院將於明年啟用,是全港至今規模最大,設施最完善的專科醫院。

雖然見證了兒科在短短半世紀的飛躍,也欣慰於絕大多數香港兒童的健康保障,他卻偶有感嘆﹕醫學愈來愈昌明,產前檢查全面,能及早發現胚胎的異常,愈來愈多父母輕易放棄生命;加上近年出生率下降,案例和數據不足都造成了推動研究的困難。醫學的知識和經驗不分國界,研究的停滯,即使受影響的不是香港下一代,但落後地區的貧困兒童,也會因此少了治癒的機會和希望。

醫學畢竟不同於科學,科學家可以「閉關研究」,醫生卻要打開門面對全世界,他最敬佩的是姐夫李樹培﹕「他待人至誠,處事分明,喜歡和病人聊天,久而久之,甚至能維繫幾十年的關係,結為至交。」幾十年來每天都跟兒童打交道,曹醫生或也受到薰陶,眼神不時流露出兒童般的調皮,「他們前一刻還在痛苦啼哭,病癒後就活蹦亂跳,就是我生平最大的滿足,在他們身上看得見生命力的旺盛」。

文:梁卓偉(香港大學醫學院院長)、唐明(特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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