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醫精誠:曹延洲——香港兒科拓荒先鋒

【明報專訊】著名兒科醫生曹延洲家族醫生輩出﹕除他之外,還有四哥曹延棨、五哥曹延燧,女兒曹小玲;夫人吳美齡亦出生新加坡醫學家族,岳父吳國安三兄弟都是醫生;姐夫即李樹培醫生,外甥李維達及妻子鄺靄慧亦然,是當之無愧的醫學大家族。 父母早逝,是大姐曹秀群獨自負擔照顧三個弟弟,長姐如母,也是他們兄弟的人格楷模。她三十年代初畢業於上海滬江大學,是香港婦女事業的先驅之一﹕身兼香港中國婦女會創辦人,立法局第一位女議員,以及本地首位獲授大英帝國司令勳章(Commander of the Most Excellent Order of the British Empire)的女性。 曹延洲小時候的理想是當建築師,最有興趣的是科學,但彼時學科選擇不多,建築、法律、會計等學科都相對後起;出路也很有限,讀理工畢業後大多只能當老師,相較之下,醫生有自己執業的獨立,也有研究深造的空間,容得下一點個人自由。 戰後移居香港 英文字母也不識 他生於廈門,童年在越南度過,戰後才移居香港,插班到聖若瑟書院時,連英文字母都沒學過,入學第一年困難可想而知,唯有苦讀急起直追,恨不得把字典全背下來。但只要有師長的鼓勵,就不難克服,尤其考取醫學院後遇上啟蒙恩師,生理學教授啟真道(Leslie G. Kilborn),這位一口流利國語的加拿大醫生,來自中國近代史上傳奇的傳教士家庭,雙親都是加拿大醫生﹕父親啟爾德(Omar L. Kilborn)是華西協合大學開創人之一,母親啟希賢(Retta G. Kilborn)則創辦了成都仁濟女醫院。 啟真道極力主張醫學要有科學研究基礎,他告訴學生,現代醫學與傳統醫學的最大區別,在於科學實證的手法——這也成了他日後行醫的座右銘。 醫療進步全賴科研的推動,戰後香港的嬰兒出生率激增,難民湧入,衛生條件差,嬰兒死亡率超過千分之90(近年則是1.5內),每年都有數百兒童因麻疹喪生,曹醫生記憶最深刻的是蜑家人依然受迷信的束縛,以為幼兒出麻疹不能洗澡,或自行亂服瀉藥,導致或缺水,或發炎,甚至肺炎或失明,不少病童送到醫院時都已回魂乏術,但在防疫針廣泛使用之後,如此愁雲慘霧的狀况即速告消散。 兒科首任講師 專科發展功臣 他於1958年畢業港大,當時香港兒科剛剛起步,比英國晚了將近一個世紀,直到1964年港大醫學院才正式建立兒科學系,由田綺玲教授(C. Elaine Field)帶領。曹醫生剛從英國受訓回港即加入這支「拓荒隊」,擔任第一位講師。至七十年代學系開始發展專科,譬如心臟科、血液學、神經學及兒童發育等,他則率先專研小兒腎科。為了致敬他為奠定本港兒科的貢獻,2005年李維達醫生於港大設立「曹延洲兒童及青少年醫學」明德教授席。 港大兒科最初只有兩間病房,七十年代末來港執教的夏志森(J.H. Hutchison)曾向政府爭取成立一所兒童醫院,一度獲政府首肯將瑪麗醫院K座(取英文Kids的首字母K)改作兒童醫院,惜最終未果,還要等足卅餘載才告落實,如前文所述,位於啟德的香港兒童醫院將於明年啟用,是全港至今規模最大,設施最完善的專科醫院。 雖然見證了兒科在短短半世紀的飛躍,也欣慰於絕大多數香港兒童的健康保障,他卻偶有感嘆﹕醫學愈來愈昌明,產前檢查全面,能及早發現胚胎的異常,愈來愈多父母輕易放棄生命;加上近年出生率下降,案例和數據不足都造成了推動研究的困難。醫學的知識和經驗不分國界,研究的停滯,即使受影響的不是香港下一代,但落後地區的貧困兒童,也會因此少了治癒的機會和希望。 醫學畢竟不同於科學,科學家可以「閉關研究」,醫生卻要打開門面對全世界,他最敬佩的是姐夫李樹培﹕「他待人至誠,處事分明,喜歡和病人聊天,久而久之,甚至能維繫幾十年的關係,結為至交。」幾十年來每天都跟兒童打交道,曹醫生或也受到薰陶,眼神不時流露出兒童般的調皮,「他們前一刻還在痛苦啼哭,病癒後就活蹦亂跳,就是我生平最大的滿足,在他們身上看得見生命力的旺盛」。 文:梁卓偉(香港大學醫學院院長)、唐明(特約作者) Read more

大醫精誠:楊紫芝——以醫學改變社會

【明報專訊】前文提及達安輝教授,姐弟三人都繼承義父學醫。前醫學院院長、內科學系榮休教授楊紫芝也是受兩位兄長啟迪投身杏林,今日醫學院研討室之一,即由她為紀念兩位兄長所捐贈。 醫學可謂是最倚重傳承的專業之一,行醫乃終身之職,加上求學與工作環境跟其他學科及工種有一定的隔閡,猶如身在孤島,醫生的精神世界譬如對學術的欣賞,對工作的要求,往往也只有同行理解,從這個角度來看,醫學家族的形成未必偶然。 楊教授的長兄楊偉林1939年畢業於港大,同年二哥楊煥林也被醫學院取錄,但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二哥與其他師生回內地避難,途中不幸車禍身故,悲痛之餘,繼承兄長的未竟之業,有如家族的一部分使命,也悄然落在她的身上。據她回憶,自幼在家中見慣一副醫用骷髏模型,先由兩位兄長傳給她,再由她傳給侄輩,堪稱家傳信物。 1947年她以全港大學入學試第三名考進港大,並獲獎學金,不負父親所望。楊父思想開明,對兒女教育一視同仁,其時女性的角色依然普遍限於家庭,但民國俠女秋瑾曾喟嘆「休言女子非英物」,楊父也同樣期望女兒學有所成,人格獨立,跟男子一樣頂天立地。1953年她以內科第一名修畢學位,父親引以為傲,樂得大宴賓朋。 忘我工作 巡房至夜半 但當時女大學生屬極少數,女醫生更是鳳毛麟角,一班四十人裏只有五六名女生,只有全力以赴,凡事做到最好,才能在這行立足。她求學時苦讀每至凌晨,當上醫生也常常巡房至夜半,甚至星期日也堅持上課,連她也不禁自嘲﹕「這可能不太受學生歡迎」。 忘我工作的境界來自彼時校風的薰陶,解剖學教授是來自加拿大的軍醫班菲爾少校(S.Martin Banfill),香港日佔時期他被囚北角營,歷經艱苦。他考核學生特別嚴格,曾謂寧可錯淘汰一個,也不可錯讓一個及格,因為這些未來的醫生將要對病人的健康甚至性命負責,病人的利益永遠優先。老師的叮囑在年輕的楊紫芝心中生根,便此生不渝。 1958年她的長兄偉林不幸罹癌,臨終前曾經想讓她繼承自己的診所,但當時得到恩師麥花臣教授(Alexander J.S. McFadzean)的指引,從事研究工作,以及往海外深造,甚至瑪麗醫院的繁忙工作,帶來的滿足感非其他所能取代。最終她沒有選擇家族事業,也沒有建立自己的家庭,而是留守醫學院這個大家庭。 今天她是公認的內分泌學權威,少年時曾經夢想當政治家,如果從政是為了治療社會,推動進步,本質上與行醫的宗旨相脗合,這正是德國大醫菲爾紹(Rudolf Virchow)所謂「醫學是一門社會科學」的道理。醫生回饋社會的方式不止治病,她曾於1988至1996年擔任香港醫務委員會及香港基層健康服務工作小組主席,推動多項改革﹕包括推行專業問責制、統一執業考試,提高醫務聆訊透明度,加強培訓家庭醫生,發展基層健康服務體系等;以及涉獵其他領域,曾出任教育統籌委員會主席、語文基金諮詢委員會主席等,她的高足如梁智仁、楊永強、高永文等,不但各有傑出成就,也都當仁不讓,熱心於公共事務,主導香港醫療的發展與改革。 楊教授今年高齡八十開外,依然勤勉不輟,六十多年來如一日,以瑪麗醫院為家,繼續教學生,繼續見病人。今天港大醫科有「神科」 之譽,但楊教授卻笑稱自己當初因為中英文成績都平平,才選擇讀醫。她認為學醫首要的是「有情」,在「 大醫逸照」系列攝影中,有一張照片是楊教授端詳自己的醫學博士的畢業照,照影兩端,橫亙了超過半世紀的時光,歲月總會在臉上留痕,但清澈堅定的眼神宛如當初,只是如今沉澱了一分對人生的柔情。 文:梁卓偉(香港大學醫學院院長)、唐明(特約作者) Read more

大醫精誠:胡世昌——謙厚親和的兒科聖手

【明報專訊】不久前見到胡世昌夫人,周妙坤女士的時候,她問我還可否記得在診所裏的瑞士糖——四十年前的滋味可能已經模糊,但胡醫生的音容笑貌在我腦海中從不曾淡去。 筆者兒時最親愛的「胡伯伯」胡世昌醫生,1952年於港大畢業,是香港第一代兒科醫生。1941年香港淪陷,他避難入川入讀成都齊魯大學工程系,但只讀了一年,便轉習醫科,不久即報名從軍,在永寧號掃雷艦上擔任醫藥上士,曾到美國受訓。誰能想到,這位英姿颯爽的海軍戰士日後在病童面前最是和藹可親,還常常鼓起手臂的肌肉逗得小孩子嘖嘖稱奇。 曾為伊院兒科拓荒 胡伯伯醫學院畢業之後就在瑪麗醫院兒科實習,後來獲取獎學金赴英國進修,專研兒童健康。戰後香港出生率急遽上升,但兒科醫生寥寥可數,1963年伊利沙伯醫院啟用,求才若渴,胡醫生是主理兒科當仁不讓之選,於是加入伊院「拓荒」直至1968年開設私人診所。 這期間香港經歷了一場為時八個月的動盪歲月,即「六七暴動」,也引發了第一波移民潮。胡伯母憶述當年,周遭的緊張氣氛好像還歷歷在目,「我們夫婦在不同地方工作,他在油麻地伊利沙伯醫院,我在薄扶林港大圖書館,每天上下班都要看是否有戒嚴,土製『菠蘿』遍佈街頭不辨真假,市面上一片人心惶惶,就是從這個時候起,世昌有了自己開診所的計劃」。 其實早在暴動前夕,已經是風雨欲來,傳聞英國將撤出香港,已有醫生陸續移民,但胡氏一家始終扎根香港,包括胡醫生的長子胡興正,從英國學成回來之後,即加入瑪麗醫院工作,成為腸胃肝臟科暨老人科的雙料名醫,隨後亦跟父親一樣到中環中建大廈懸壺應診。 胡伯伯的診所總是擠滿了人,許多人更從澳門慕名而來,同區很多專科醫生都收100元診金,胡醫生堅持只收30元診金,但也絕不因此犧牲用藥的品質。「收100元診金的話,就只能給有錢人家的小孩看病,那窮人的小孩怎麼辦呢?」胡伯母不禁模仿起丈夫的口吻。那時候老百姓普遍缺乏醫學知識,胡醫生經常要面對家長的質疑,「他不輕易要小孩入院治療,對小孩來說住院如同煎熬,留在家裏才能更好康復;他還鼓勵患哮喘的小孩游泳,而不是像民間流傳的那樣不能碰水,不能吃生冷食物,但一般都是我去跟小孩的父母解釋,也許和人爭論不符合他的性格吧」。胡醫生逝去已逾十年,但言談之間,依然能感受到她對丈夫「不思量自難忘」的一往情深。 其實胡伯母也生於醫學世家,父親周懷璋是港大成立後1916年最早的一批醫科畢業生,也是香江養和園(即養和醫院前身)的創辦人之一,她的姑媽、兄嫂也都是醫生,她笑稱並非沒想過學醫,「但是醫生要記得東西實在太多了,而且不能有錯,而世昌、興正都是記憶力超凡的人,或許他們生來就是要當醫生的」。 博學多才 公認漆器專家 認識胡醫生的人都知道,他博學多才,除了醫學知識之外,還精通中國文學和藝術,歷史典故信手拈來,業餘喜歡收藏古董,還是公認漆器專家。他對藝術的熱愛不亞於行醫的熱忱,白天為過百名病童診症後,再到醫院查房,回家仍孜孜不倦研究漆器到凌晨,家中所藏全套中國考古學期刋《文物》上寫滿他的眉批,甚至晚年中風後仍努力編撰文章,考證製漆細節,整理製造年代及特色等等,與他在醫學上實事求是的態度如出一轍。 在他的至交好友、醫學院同窗達安輝教授眼中,胡醫生更是運動健將,少年時一度是健身冠軍,工作放假則常去東南亞潛水,晚年即使坐在輪椅上也堅持前往挪威看極光。他一生盡情投入工作和生活,活得熱烈而無憾,直至中風的一刻,仍在執筆寫病歷。 胡世昌是公認的謙謙君子,他的長子胡興正也一樣,其翩翩風度也深入人心,在記憶中恍惚從未離開過。胡醫生為自己的書房命名「抱一齋」,出自《道德經》:「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敝則新;少則得,多則惑。是以聖人抱一為天下式。」或許正是他的謙冲淡泊、溫和樸實,才造就了豐盛美滿的一生。 文:梁卓偉(香港大學醫學院院長)、唐明(特約作者) Read more

大醫精誠:醫學世家 三代院長獻身杏林

【明報專訊】1887年孫中山入讀華人西醫書院的同年,還有一位大醫剛剛誕生,他既是孫中山的師弟,也是其革命同袍;不但他個人名聲顯赫,他的家族成員也紛紛行醫,為香港醫療貢獻卓著,所言正是養和醫院的首任院長李樹芬。 據養和醫院現任院長李維達回憶,大伯李樹芬童年在美國波士頓時曾被頑童擲石擊中,當場頭破血流,經治療後傷口迅速癒合,醫生為小樹芬縫針時,還一刀剪掉了他腦後的辮子,使他幼小的心靈深受衝擊,從此立志學醫。 但多年後他遇上更大的衝擊,長子出生時因接生使用的剪刀不潔導致不幸夭折,當時身處民智未開、醫術和迷信難分的晚清,他的遭遇豈是孤例?除了治病救人,在中國發揚現代醫學,改善華人大眾的健康,成了他認定的使命。 1903年李樹芬入讀華人西醫書院之際,中國正處於翻天覆地的十字路口,政治革命已在醞釀之中,在那一代年輕人心中,或以現代醫學救民,或以現代制度救國,學醫和革命同為理想的號召。同盟會改組成立,他即加入成為第一批成員,孫中山乘船途經香港的時候,李樹芬經台山同鄉引薦和孫中山會面,深受其革命精神感召,他後來回憶說﹕「此種精神,無論在醫學上、政治上,都可使我們景仰而作為楷模。」 1908年畢業取得執業證書後,他隨即遠赴愛丁堡大學,於兩年內考取內外全科醫學士正式大學學位,可知當時西醫書院畢業生的素質已達一定水平,好讓其學生順利銜接升學。 孫中山師弟 助養和起死回生 民國初立,李樹芬學成回國後一度出任首任衛生司長,兼孫中山的醫事顧問,但身逢政局動盪,有感難以施展抱負,他決定重投杏林。而為了進一步提升自己的醫術,他於1922年再赴愛丁堡深造,獲頒皇家外科醫學院院士資格。彼時香江養和園初立,但管理不善,服務非常有限,又遇上財困和天災,一直舉步維艱,1926年李樹芬臨危受命接掌養和,憑一把精湛的手術刀,不但令許多病人起死回生,也為醫院拼出一條生路。 李樹芬不但在行內被尊為泰斗,在家裏也是人人敬畏,包括胞弟李樹培在內,一向敬奉長兄如父,深為仰慕。李樹芬也視幼弟為左右手和接班人,悉心栽培,供他先後在北京協和醫學院、港大醫學院求學,包括往愛丁堡皇家外科醫學院深造。 1966年李樹芬去世,由李樹培接任養和院長,近40年間他大展拳腳拓展養和,率先引入先進醫療儀器,絕不吝於投資醫療科技,不惜一擲千金,為香港引入最先進的醫療科技,甚至領先於政府醫院。這也成為養和的傳統﹕1947年是李樹培從美國引入全港首部X光機,而今李維達也引入了亞洲首部螺旋放射治療系統。 李維達回憶,父親和伯父的威嚴相反,「他(李樹培)幾乎從不發脾氣,最有人情味,他總是說,養和的員工最珍貴,他們才是醫院的口碑」。李維達繼任院長之後,曾有美國醫療機構有意注資,提出要看帳面數字以定醫護人員的去留,遭他一口拒絕。「父親畢生關心人,沙士爆發那年他100歲,照樣回醫院開會看診,還擔心前線員工沒有足夠的防護衣。」 李維達自稱少年時的理想是傳教,雖然父親李樹培並不曾強求他們兄弟學醫,但或許是命中注定,家族血液裏就有學醫的天分,他最終還是選擇了行醫,成為眼科聖手;他的妻子鄺靄慧是任教於港大研究乳癌的外科專家;他的三位舅舅也都是出自港大的校友﹕曹延棨是婦產科專家、曹延燧研究顯微外科,以及兒科名醫曹延洲。 自李樹芬以外科手術移風易俗開始,到養和醫院名聲卓立,李氏家族多年來為醫學研究及教育的貢獻,從無間斷,尤其是李樹芬基金和李樹培基金的成立,資助母校外科、內科、血液學、腸胃病學等多個明德教授席,為醫學院設立院長基金,在養和建立港大臨牀醫學部等巨大支持,更難得是捐助友校中大醫學院也不遺餘力。「桃李無言,下自成蹊」,近一個世紀以來,原本的家族事業不但走出了一條大道,也為香港整體醫療發展開創了方向﹕保持科技的先進,樹立服務的典範。 再高明的醫生也是血肉之軀,曾與癌魔搏鬥的李維達看得豁達﹕「當醫生固然要知自己的局限,但絕不可頭腦狹隘。」除了要終身不斷學習,他也鼓勵專科人才涉獵其他醫療領域,醫療的精益求精,必然是多方交流的結果﹕「我認為香港的醫療角色,一向是一個匯聚知識、技巧和科技的平台。」未來香港若能保持開放局面和領先地位,或許是對他的伯父、父親畢生心血的最好告慰。 文:香港大學醫學院院長梁卓偉、特約作者唐明 Read more

大醫精誠:獄中行醫的港大醫學院院長

【明報專訊】前文敘及華人西醫書院初期的四位大醫及困境,其實直至1911年港大建校,人手匱乏,資金緊絀的局面依然如故,大多數教員仍是兼職﹕或有私人執業,或者任職政府,醫學院很難稱得上是學術機構,直至一批新人到來,才逐漸建立起高等教育的標準,其中包括學院史上最年輕的院長狄比(Kenelm Hutchinson Digby)。1915年他年方31歲出任院長,因此筆者出任此職時40歲,只算是「第二年輕」,第三位則是現任醫管局主席梁智仁,他當時41歲。 31歲院長 放棄錦繡前程來港拓荒 狄比早在倫敦蓋伊醫院(Guy’s Hospital)受訓期間已是獲獎優異生,並獲授皇家外科學院院士,前程錦繡,卻應港大邀請擔任解剖學教授,來港「拓荒」。這時期香港的衛生狀况堪稱惡劣,結核病、瘧疾、腳氣病(beriberi)等高發,又值清朝覆滅,時局動盪,大量難民來港,1914年整體死亡率比1899年還高,達千分之23.34(對比2016年的6.4)。 1913年解剖學院剛成立,位於薄扶林道校園西邊盡頭,是第一座為醫學院專用的教學樓,由狄比隻身擔起整個部門的教學、行政、發展等多重職務。1915至1918年間,醫學院只有三位全職教授﹕身兼解剖和外科學系的狄比,接任生理學教授Greer Edmund Malcomson的Herbert. G. Earle,以及任教新成立的病理學系的王寵益。這幾年間港大瀕臨破產,由於人手極為有限,狄比曾三度擔任醫學院院長,事實上這個職務一直由教授輪流兼任,全職執行院長制(executive deanship)其實只是2004年才開始。狄比多次寫信給洛克菲勒基金會(Rockefeller Foundation)的中華醫學會(China Medical Board),極力游說設立內、外和婦產科三個講座教授席,為醫學院鞏固核心臨牀科目。 教學經費一直捉襟見肘,遑論學術研究,但在繁重工作之餘,狄比依然成功於1919年出版著作Immunity in Health,專門研究扁桃體(tonsils)和闌尾(vermiform appendix)的功能,具領先時代的遠見;他的外科成就還為日後的骨科治療提供了原則和技巧基礎。他又力助王寵益籌款出版教科書A Handbook of Pathology,取得羅旭龢爵士(Sir Robert Kotewall)和另外兩位華商的支持,這本500多頁的作品最終在倫敦出版,並且為英國多所大學採用。羅旭龢爵士之孫也是港大醫學院畢業生,現為瑪麗醫院外科駐院醫生,這是否前人的福澤在冥冥中得到的回應? 狄比借鑑蓋伊醫院的親身經驗,鼓勵學生廣泛涉獵其他知識領域,獨立思考,勇於表達,組織成立醫學會(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Medical Society),又設法籌款成立獎項,並協助醫科生創辦會刊Caduceus,即今學生會醫學會期刊前身。1920年代初,醫學生不及百人,許多來自外地,教職員也不超過二十,狄比與夫人常舉辦聚會,其親切氣氛令人倍有歸屬感。他的許多學生深受啟迪,畢業後仍努力鑽研和創新醫術,其中一位即日後的外科聖手王源美。 日佔時被囚 牢中開校務會議 但1941年12月香港被攻佔,打斷了這胼手胝足建立的一切,日軍曾表示可以給狄比自由,條件是他必須合作,但他斷然拒絕,寧願被囚赤柱拘留營。營內人數多達三千,傳染病十分猖獗,幸有狄比和一些醫護人員自發行動,在簡陋的條件下成立醫院及手術室,才避免了更多傷亡。雖然失去自由,他與一班港大同事並沒有失去信心,依然定期在營內召開校務會議,為戰後港大復課作準備。 雖然他的鎮靜和勇氣為周遭的人帶來鼓舞,但他自己的健康不免受損,目睹眾多親友的傷亡和離別,也給他精神重創,戰後他體力衰減,只得告別工作超過卅年的港大,回國後他還不斷寫信向英國政府申請援助,幫助港大重建。 港大外科學系於狄比逝世翌年設立狄比紀念基金,又於1969年開設狄比紀念講座,歷年邀請各界典範人物譬如方心讓、鄭海泉、盛智文、陳德霖、幕內雅敏(Masatoshi Makuuchi)等主講,乃全城年度盛事。先賢的身教是醫學院最深厚的傳統之一,所謂大醫,除了仁心仁術,還有忠誠——無論身在何方,人生順逆,盡心教育的職責,忠於醫者的使命。 文:梁卓偉(香港大學醫學院院長)、唐明(特約作者) Read more

大醫精誠:臨終關懷護理 守護生命尊嚴

【明報專訊】生老病死是人生的必經過程,由於血肉之軀先天的局限,生存、疾病和衰老如影隨形,伴隨終生,所有人都受到這一規律的限制。醫生的天職是救傷扶危,協助病人與病魔搏鬥,但就算醫術再高明,面對死亡的大限,也總要心懷謙卑。無論醫療科技多麼先進,都必須承認科學的局限。最後到了回魂乏術的時候,我們又應該怎麼做? 兩修女畢生助貧病人士 兩位先後獲頒港大名譽博士的天主教修女以她們畢生言傳身教,道出醫護同工濟世之心。 2016年封聖的德蘭修女(Saint Teresa of Calcutta,圖)於1950年創立仁愛傳教會(Missionaries of Charity),此後在全球多個貧困地區,為最受社會忽略的邊緣族群提供醫護服務。她們服侍的對象大多身處缺乏醫療建設的落後地區,即使當地老百姓也無法獲得適切的治療,更何况愛滋病、痲瘋病患者和先天殘障的嬰孩等被社會遺忘的人?當現實環境令病患和照顧者感到無助和絕望的時候,往往是德蘭修女和她的傳教士為患者的不幸人生提供了撫慰,燃點了希望。 香港也有一位曾為治療肺癆病人奉獻終生的亞規納斯修女(Sister Mary Aquinas)。她的醫術或許稱不上神乎其技,也並無驚天動地的科研創舉,但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肺結核病肆虐香港之際,她致力照顧肺癆病人,以當時的社會條件而言,減輕病人的痛楚,可說是功德無量,並不遜於治療本身。她的一顆真摯誠懇的心,值得多少大教授、專家為之鞠躬致敬。 最後關頭無恐懼遺憾 近年醫學界與社會大眾均開始關注臨終關懷護理(end-of-life care),考慮的是如何令病患在彌留的歲月裏,盡量減輕痛苦,守護生命的尊嚴。譬如患者可選擇接受臨終護理的所在——無論醫院、療養院還是家中,由主診醫生全面統籌及協調,醫護人員、社工、治療師等專業人員提供家訪服務,病患的親友也可全程參與其中。古人曾慨嘆「死生亦大矣」,面臨死亡,不只是病患,他們的至親都需要足夠的心理準備及支援。 今天香港正面臨人口老年化,臨終關懷護理的服務,必將成為社會需求不可逆轉的趨勢。每當從新聞得知那些受貧病煎熬、相依為命的長者最終自行了斷生命,最是令人心酸。每天在公營醫院內,目睹不少末期病人仍然繼續無奈接受深切治療或危急搶救服務,情况都未如理想,也總是黯然神傷。目前全港善終服務極為匱乏,從整體醫療資源分配所得也絕對不足。這是一個最低調、缺乏光環的領域,金錢回報亦不豐厚,因此願意投身其中的人寥寥可數,在未來的醫改計劃裏,我們是否應該重新考慮臨終關懷護理服務的重要性? 無論有沒有宗教信仰,人生在世只是暫時的客途,除了畢生追求健康幸福,最終都要坦然面對整個過程的終結。醫療除了為人帶來健康,也要從終極的角度思考生命,「藥王」孫思邈曾經撰文《大醫精誠》點出﹕醫者務必「誓願普救含靈之苦」,包括在最後關頭助人安然渡過,既無恐懼,也無遺憾。 文﹕梁卓偉(香港大學醫學院院長)、唐明(特約作者) Read more

大醫精誠:雅麗氏、何妙齡、那打素 百年結緣

【明報專訊】雅麗氏何妙齡那打素慈善基金會,在香港醫療及社會歷史上佔有重要地位。雅麗氏、何妙齡、那打素三個名字,背後各有故事,機緣巧合,成就了一段百年美談。香港人慣稱「那打素」,但大多數人或許不知道,在香港兩家醫學院艱苦的創建初期,多虧「那打素」及時施予援助才渡過難關。 先說華人西醫書院(港大醫學院前身)誕生之初,除了局面紛亂,過程迂迴,還有一份寄人籬下,捉襟見肘之苦。最初的「校舍」,僅是借用醫院的四個小房間而已,而為這段歷史揭開序幕的,恰是「雅麗氏」這個名字。 紀念一位母親 一位太太 「那打素」之名出現在香港醫療史上,可追溯至1881年,比華人西醫書院於1887年創校還要早。當年蘇格蘭醫生楊威廉(William Young)號召成立醫學救治委員會(Medical Mission Committee),欲建設醫院為華人服務,邀請有名望的商人入會,包括怡和與連卡佛公司的成員。由於投放有限,只能在倫敦傳道會位於太平山區的禮拜堂租了一個房d間當診所,委員會主席戴維斯(H. M. Davis)用自己母親的名字,命名為那打素診所(Nethersole Dispensary)。 診所規模很小,直至何啟加盟,華人基督徒開始熱烈響應,建設醫院的目標才有望成事。然而,醫院管理權誰屬一度引發爭端:到底是醫學救治委員會,還是倫敦傳道會?結果何啟夫人雅麗氏(Alice Walkden)病逝,雙方達成協議,何為紀念亡妻,將醫院命名為雅麗氏利濟醫院(Alice Memorial Hospital),宗旨是服務貧苦大眾,不以宗教或種族為優先考慮。 雅麗氏紀念醫院開張不久即供不應求,本身地方已不夠用,還要撥出空間給華人西醫書院當課室,另闢校舍是當務之急;巧合的是,戴維斯對於母親的名字只冠名在一家小診所,也心有不甘,他前後共捐出一萬元,將診所擴建成醫院,命名為那打素醫院。那打素啟用後,雅麗氏的擠迫情况立時紓緩,由兩家醫院同時為醫學院提供教學和訓練所需。 醫院擴建 三院連成一體 那打素醫院是香港第一家訓練護士的醫院,「那打素」之名從此與護理密不可分,今年正好也是中文大學那打素護理學院成立25周年紀念。設立護理制度的關鍵人物,是1891年由倫敦傳道會派遣來港的史提芬夫人(Mrs. H. Stevens)。她在雅麗氏醫院擔任護士長,設立護理規則,跟英國看齊﹕譬如洗浴和清潔的條例,規定病人要換醫院的衣服,太髒的衣物須燒毁等。她親自培訓護士,移風易俗,改變了許多華人甚至基督徒對醫療中厭惡性工作的偏見。有見產科服務也極為稀缺,她還派遣見習護士到英國接受產科訓練,於1904年在港開辦助產士訓練課程。 同年,何妙齡女士的芳名也與那打素及雅麗氏結緣,當時醫院再度需要擴建,由何啟之姊何妙齡出資建成新醫院。名義上是三家醫院,實則連成一體,聯繫緊密,互為補足,最終合併為「雅麗氏何妙齡那打素醫院」。 港大醫學院起源於雅麗氏紀念醫院借來的校舍,而中大醫學院的首批學生,也是在雅麗氏何妙齡那打素基金會有份創辦的基督教聯合醫院內,由貨櫃改裝成的教室裏上課。回顧兩所醫學院初期的艱困環境的必要,在於鼓勵今人超越眼前和自身的困局,因為沒有什麼難關和挑戰是前人未受過的。 雅麗氏何妙齡那打素慈善基金會,與我校同於明年慶祝130周年,其於港大醫學院創辦之恩,始於涓滴,竟成湧泉,飲水思源,無限感激。 文:香港大學醫學院院長梁卓偉、特約作者唐明 Read mo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