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案:康復者復職無望 轉任輔導員重獲意義

【明報專訊】「我是復元人士,命中注定要在不斷的起伏中成長……」今年40歲的阿美如是說。阿美大學畢業後任職傳媒,長年累月要趕死線,加上工作時間過長導致婚姻亮起紅燈,令自小已有強迫症的她在30歲時出現思覺失調徵狀。 去超市都感到害怕 「當時我整天疑神疑鬼,經常覺得有人跟蹤自己。有時街上行人多看我一眼,我便覺得對方要傷害自己。有好長一段時間,我連去超級市場也感到害怕。」 以前喜歡看書看電影,發病後這些嗜好都放棄了。「丈夫知我喜歡謝天華,於是陪我到戲院看《Laughing Gor之變節》。片中有不少暴力場面,當時我覺得戲中人都在拿槍恐嚇我。我把想法告訴丈夫,當時他被嚇呆了。」 事過境遷,一切彷彿變成笑話,阿美當下的痛苦卻遠非筆墨所能形容。「有時一個人呆坐家中胡言亂語,腦袋彷彿被尖銳冰冷的恐懼貫穿。我仰望廳中的吊燈,祈禱能再一次正常地工作和生活。」 阿美求助精神科醫生,服藥後情况雖然好轉了,但因為副作用(如疲倦和思想遲緩)而未能順利重返職場。「一些舊同事跟我開玩笑,說老闆不敢再聘用你了,因為如果他罵你便會被平機會投訴。」 無心之言,盡見標籤和歧視。賦閒在家的阿美後來在社工邀請下,受訓成為朋輩輔導員。「在這個崗位上,我的自身經歷不再是負擔,而是優勢。因為比起醫生和社工,我更能設身處地體諒同路人,令他們感到被了解和信任。此外,在和社工協作的過程中,我能跳出自己的角度,以更宏觀的視野面對精神健康的課題。」 「殘疾資歷」成助人本錢 阿美現正修讀助人專業學位課程,雖然不少人「潑冷水」,她亦偶爾對前途感到迷茫,但堅信自己的「殘疾資歷」是寶貴資產。「有能力和機會助人自助,有什麼比這更幸福和更幸運的事呢?」 即使如個案中阿美一樣,有好的球員和崗位配置,仍需整體戰術配合方能發揮奇效。根據系統理論,萬物互相效力,不同層面的小改變可透過滾雪球效應(snowballing effect)引發博大深遠的影響。除個人和機構外,其他可被影響而引發改變的系統包括: 家庭:家人須獲得持續和更有系統的支援,以應付日常生活的壓力;尤其是一向被社會服務政策所忽略的中產家庭,他們上有高堂下有子女,資源即使比下有餘亦難言充裕。如何透過不同模式(如鼓勵他們參與自助互助小組、成為家人的朋輩支援員)支持漸趨多元化的家庭,是極需思考的課題。 社區:透過倡議和公眾教育,建立多元和包容的社群;當中包括將朋輩輔導的訓練和工作進一步制度化(institutionalized),以持續和有系統地支持復元人士將特色轉化成優勢。 社會:參考國民幸福總值指數(Gross National Happiness Index),助社會在經濟發展和精神健康之間取得平衡。作為評價生活質量的指數,它比國民生產總值更人本和全面。 很多人以為高舉復元旗幟,就是反精神科或拒絕藥物治療,這是很大的誤解。復元強調「共建」(和助人專業者)、「共情」(和復元人士和照顧者) 、「共舞」(和個人身心及社交特色),其實和強調社區及鄰里關係的華人傳統一脈相承,很值得大家進一步研究和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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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歷」變「資歷」 支援情緒病同路人

【明報專訊】隨着近年香港人對精神健康日漸關注,加上「復元運動」在香港發展多年,大眾對「精神病」的理解,已不再囿於「有病vs.康復」的簡單二元思維,同時愈來愈多助人專業服務開始強調服務使用者的權利和本身的優勢。 然而「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復元運動若要在本土真正紮根並開枝散葉,還是必須釐清相關的概念。 現今社會喜歡「標籤」,五花八門的評估工具,層出不窮的專門術語,彷彿人人都是某種身體、心理和社交問題的載體,需要各種各樣的服務才可正常過活。 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在《疾病的隱喻》一書中,透過分析愛滋病、肺結核和癌症的隱喻,展現社會如何將醫學名稱轉換成道德批判,以至政治壓迫的鬼祟過程。結果在病患中受苦的人,往往因為社會的誤解、污名與自身的迷思,承受更多額外的身心折磨。事實上,精神病從來不缺隱喻(如暴力狂、鬼上身、廢柴、跳掣等),而且比一般身體疾病更容易令人浮想聯翩。當醫療系統成為權威,能界定一個人身體健康或抱恙、精神方面是常態或病態時,這種無上的權力便成為各種隱喻的催化劑。 由是者,近年多個自助組織和倡導單位紛紛反客為主,提出「殘疾資歷」、「創傷就是力量」等概念,以響應由約翰里德教授(John Read)提倡的「醫療—心理—社會—文化模式」(medical-psycho-social-cultural approach),推動和服務使用者共建服務,而非單純服膺專業權威,視病徵如洪水猛獸。 每名復元人士的經驗,都是寶貴且別具特色,當中有其普遍性和極個人的一面。不少個案發現,透過適度面對這些個人身心和社交特色(如強迫行為、對人多疑、對完美或整潔的過分要求等),對個人成長、原生家庭以至人生目標,也會有更深一層體會。 復元人士經驗 寶貴而獨特 足球大師告魯夫曾言:在對的崗位上,任何球員都可以是好球員。同理,只要安排合適的環境,復元人士也可以利用自身特色回饋社會,在助人自助的過程中重尋生活的樂趣和意義。 近年香港的朋輩支援工作漸見成效,令這些過來人在服務設計、執行、評估,以至機構資源分配等各方面也有一定空間發揮所長。尤其是朋輩支援員的「病患資歷」,由於他們對服務使用者更具同理心,同樣的服務流程執行起來,甚至比很多助人專業者更體貼入微。他們既是「同路人」亦是「過來人」,處理個人心理和社交特色的豐富經驗,使他們能適時「補位」(如成為服務使用者和助人專業者之間的溝通橋樑),以及在共建服務內容、提供資訊和分享經驗的過程中,擔當舉足輕重和不可取代的位置。 文:謝樹基教授(香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精神健康及社會政策小組召集人)、劉頡偉(註冊社工) 編輯:王翠麗 電郵:[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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