兒言自得:17年前

內地爆發新型冠狀病毒肺炎,不少國家和地區受波及,香港當然不能倖免。香港人經過17年前SARS一役,對疫症重臨早已如驚弓之鳥。當年,大陸和香港之間的公共衛生資訊互通機制貧乏,加上香港人數十年來沒有經歷過大型的傳染病散播,防疫意識和硬件裝備都嚴重不足,突然來襲的SARS令整個社會不知所措。更糟糕的是主理衛生當局的負責人,對傳染病和防疫的認知明顯不足。當疫症在廣東爆發,弄到人心惶惶,市民爭相使用如煮醋喝板藍根等古法防疫時,他們竟沒有想到病毒無邊界,還以為可以作壁上觀作花生友。到了SARS悄然襲港,在醫院蔓延,甚至社區爆發,仍掉以輕心。直至淘大花園一役,疫症超級爆發,一下子感染了逾300人,才醒覺事態嚴重,但已噬臍莫及。 Read more

兒言自得:預設醫療指示 免臨終「做大戲」

當年在急症室工作,遇到有病人送院途中不治,即到醫院前明顯已經死去,依例不會被送進急症室,救護車人員會向急症室醫生說「病人唔落車」,醫生便心裏有數,登車證實病人的確已一命嗚呼後,救護車會直接把死者送往殮房。要是病人送到醫院時還未氣絕,會馬上給送進急症室施心肺復蘇。不管病人是急症還是有重症前科,或是十成中已死了九成九九,醫生都盡力希望把病人「搓」到上病房,以免他魂斷急症室,為急症室添上許多手續和麻煩。 Read more

兒言自得:老人問題與安樂死

【明報專訊】前陣子新聞報道,有男子因獨力照顧年邁多病兼失智的母親,承受不了壓力,意欲自尋短見,以求解脫,但又恐怕自己死後母親無人照顧,遂先弒母後自殺,豈料弒母之後自殺不遂,被繩之於法。案件審理經年後終於有裁決,法官形容事件為社會悲劇,對被告處境表示同情,亦理解他弒母的動機是不讓母親受苦,並非為了私利,予以輕判。 Read more

兒言自得:專而不博

【明報專訊】Primary health care,中譯「基礎醫療」或「初級醫療」,給人的印象是「簡單」、「膚淺」,毋須醫術精湛的大夫也可提供的醫療服務,這個當然是天大的錯覺。事實上,基礎醫療大夫應該是醫療系統中,病人有病時第一次接觸的大夫,負責病人的初步治療,有需要時根據病情把病人轉介給專科醫生,並與專科醫生合作,協調病者的治療方案,同時為長期病患者提供後續治療。 基礎醫療也包括了健康教育、疾病預防、長期護理等,但參與其事的不一定是大夫,可以是護士、治療師,或其他基礎治療提供者(primary care provider)。 在歐美,早年的醫療服務全是由基礎醫療大夫主導。那時醫生不多,一個鄉鎮可能只有一名醫生提供服務,他們除了要照顧患了一般普通疾病的病人,還要包辦所有內外婦產兒眼耳鼻喉等今天屬於專科範疇的醫療服務。西洋小說或懷舊西片,便有不少描述醫生一時為產婦接生,一時為病人開刀動小手術,一時又要開藥治療患傷寒或癆病病人的情節。那些年的大夫,可說博學多才,十八般武藝樣樣俱能。   或錯誤轉介專科醫生 後來醫學愈來愈發達,分科也愈來愈細,醫生愈來愈「專」,卻忽略了「博」。好處是對處理自己專長的病症,會認識更深、經驗更豐富,治理病人更得心應手;壞處是對專長範圍以外的東西卻認識不夠。問題是,病人有不適看醫生,並沒有標明屬哪個專科,全憑醫生望、聞、問、切,有需要時加上適當及針對的檢查,才可準確斷症,制定下一步的治療方案,包括應否轉介,以及轉介哪一科的專科醫生。專而不博的醫生,沒有這方面的專長,病人因找錯專科以致延誤診治,甚至捱冤枉手術的,以往曾有所聞。   需多專家會診增醫療支出 專而不博還有另一個弊病,就是無可避免地增加醫療支出。不少病人,尤其是年老體弱的老人家,往往不止一個器官有毛病,專精一科的專家未必應付得了多器官病變,唯有多找其他各方面的專家會診,於是一名中了風的老人家入院,除了要找腦神經專家,可能還要動員心血管、腎臟、腸胃等科的專家,要是病人有發燒,更要驚動感染病科的專家。 要是病人入住的是私家醫院,家人當初以為只看一位醫生,怎知要多付多名專家的診費,怎不大失預算?要是病人入住的是公立醫院,雖然毋須額外繳費,但醫療花費一樣大增,不過花的是公帑。 多年前我在加拿大某大學醫院的新生兒病房工作,正值加國經濟大衰退,省政府的醫療預算大幅下降,直接影響醫院各個部門,包括兒科部門,以及部門轄下各個專科組的經費。那時的血液組入不敷支,希望多看病人從而獲得更多政府補貼,竟然派組裏的醫生長駐新生兒部門,只要有新生兒的血象檢查有任何異樣,便千方百計游說新生兒科的醫生邀請他們會診,好讓他們向醫院領取補貼。 要知道新生兒的血象異常是常見現象,新生兒科醫生一般都能處理,不用徵詢血液科專家的意見。可見在經濟掛帥底下,即使在加拿大這麼富裕的國家,為了經濟利益提高專科的需求亦在所難免,何况在資本主義至上的社會。 文:霍泰輝(中大副校長、兒科專科醫生) Read more

兒言自得:授人以魚 不如授人以漁

來源: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 【明報專訊】「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這是我們中國老話,據說出自老子,意思是要幫助捱餓的人,與其給他一尾魚充飢,不如教他捕魚的技術。一尾魚只能救燃眉之急,但長遠這個沒東西吃的人還是要捱肚餓;要是教曉他捕魚的技術,那麼他便天天有魚吃,不愁沒食物飽腹。 Read more

兒言自得:兒童健康與福祉

【明報專訊】聯合國在2015年9月的高峰會上制訂17個可持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簡稱SDG),呼籲所有國家,不論貧富、國籍、地域、種族、宗教,立即行動起來,為消除貧窮,提高全人類的健康和福祉水平,包括提供普及教育及安全衛生的生活環境;同時在促進經濟發展之餘,亦以保護地球、保護環境為己任。17個目標之中,有多個和兒童有直接關係,尤其是第3號目標:「促進全人類健康和福祉」(Ensure healthy lives and promote well-being for all at all ages),這目標雖然和「全人類」有關,但最主要的對象肯定是兒童。 聯合國在2016年1月1日正式推廣這17個可持續發展目標的措施,並為各個目標進度制訂指標。有關3號目標的指標,是期望到了2030年,婦女因懷孕及生產過程致死的宗數,每10萬個活產個案中少於70宗;新生兒(出生後28天內)死亡率,每千名活產兒中減低到12宗或以下;5歲以下的兒童死亡率,亦由每千名活產兒中減低到25宗或以下。 我們生活在香港,市民的健康指數,和其他地方相比,可說是首屈一指,對上述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的指標,當然會覺得是非常卑微的訴求。可是,有不少地方,尤其是一些貧窮的非洲國家,不論是經濟發展、兒童教育、衛生健康、生活環境等,都極端落後,要達到這些指標着實不容易。 非洲窮國 10嬰兒1個活不過28天 聯合國對SDG項目的推廣落實態度很認真,每年都發表進度報告。根據2019年有關第3號目標的SDG報告,單在2015年,全球與妊娠有關的孕產婦死亡個案,便有30.3萬宗,比起以往,雖已有進步,但離既定指標尚有一段距離。至於新生兒死亡率,2017年的數字是千分之十八,這比起2000年的千分之三十一,足足減少了41%。同期間,5歲以下兒童死亡率也有顯著改善,由2000年的千分之七十七,下降至2017年的千分之三十九,降幅是49%。 香港新生兒死亡率低 靠幾代人努力 上述數字,是全球的平均數,可是現實真的是不公平,大部分的死亡個案,都集中在那些貧窮落後的國家和地區。孕產婦死亡率,三分之二都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貧瘠非洲國家發生,這地區的新生兒死亡率,大多數超過千分之七十五,甚至超過千分之一百,即是說,在這裏出生的嬰兒,10個就有1個活不過28天。 回顧香港,我們的孕產婦死亡率差不多是零;2018年的新生兒死亡率是千分之零點九;5歲以下的兒童死亡率是千分之二點零八。這些數字,在全球即使不是名列榜首,也在三甲之列,是其他地區的羨慕對象。可是我們要知道,這些驕人成績,不是一朝一夕唾手得來的,是經過幾代人的不斷奮鬥打拚,把香港打造成一個美好的健康城市,才有今天的成績。上世紀50年代,即在嬰兒潮或香港的「銀髮族」出生的那個年代,香港的新生兒死亡率超過千分之三十,5歲以下兒童死亡率更高達千分之九十五。 隨着70、80年代經濟起飛,隨之而來的公共衛生和醫療服務突飛猛進,香港市民健康指標才有今天的成就。唯望全香港人,對這來之不易的成果,珍而重之。 文:霍泰輝(中大副校長、兒科專科醫生) Read more

兒言自得:坐困愁城

【明報專訊】今早坐計程車上班,司機是一名約40來歲的中年男士,舉止態度彬彬有禮,兼且健談。我上車不久他便打開話匣,內容離不開近日的政治風波。今時今日,和陌生人討論政治議題是高危動作。即使親如父母兄弟子女家人也會因政見立場不同而反目,朋友網上群組討論政治,因意見不合而鬧翻脫組的更比比皆是。和陌生人談政治,大有可能由討論變辯論,再由辯論變爭拗,沒來由的傷了和氣,兼破壞心情。 耳不聽為乾淨 那知出乎意料,司機先生並沒有作任何說教式的政治表態,只是感慨近日社會氣氛令他感到鬱悶,做事提不起勁,一人獨處時更會感到抑鬱煩躁,覺得前路一片灰暗。為了不讓自己的心情太受時局影響,上班時已不像以往那樣全天候地聽電台廣播,只選擇留意交通消息,更盡量避免收聽有關示威衝突的報道。這時剛巧是新聞時間,他忙不迭按掣轉換廣播頻道,可是轉來轉去都是報道昨天晚上的衝突新聞,他最後索性把收音機關掉。看來「耳不聽」為乾淨,是他逃避現實的良方。 今天的香港,不知有多少人會像司機先生那樣受時局影響感到鬱悶,甚至抑鬱,要逃避現實。記憶中令市民情緒大受影響的社會事件,大多與經濟有關,好像金融風暴、股市大崩盤、經濟衰退等。在這些情况下,市民有些成了負資產;有些因公司倒閉或裁員所累而失業,家無恆產手停口停的打工仔更不知如何養家活兒,心情抑鬱是理所當然。至於因政治事件影響情緒的,我印象最深刻的是30年前的六四天安門事件。整個事件維持了差不多兩個月,雖然地點遠在北京,但香港的傳媒,包括電台、電視,無日無之地差不多全日直播現場景况,令香港的聽眾和觀眾,包括我自己,有很濃烈的代入感。記得那時回醫院上班,除了照顧病人時不能有雜念,更不能讓自己心情影響工作之外,其他時間都在辦公室悶坐,提不起勁做其他工作,什麼科研、進修、搞學術研討會等正常活動,全丟到了一邊。有時一班同事坐在會議室或休息室,不會像以往那樣高談闊論,言笑盡歡,大多不發一言愁眉深鎖,明顯地患了集體抑鬱症,深深領略了「坐困愁城」的滋味。 出路至為重要 「坐困愁城」一語出自舊五代史的《趙思綰傳》。本來是指守在一地,找不到出路,引伸形容極度憂愁、煩惱的樣子。成語的主角趙思綰不是一個好東西,他曾任後漢永興節度使,以殘暴著稱,後因作反被後漢大將郭從義圍困永興城數月,城中糧盡,苦無出路,「坐困愁城」這成語便由此而來。 反觀今日香港,示威抗議成了常態,政府又似苦無對策,市民生活愈來愈受影響,眼見百業逐漸蕭條,經濟下滑,香港逐漸喪失了世界名城的色彩,卻看不到出路,怎不興「坐困愁城」之嘆?看來遇到困難景况,「出路」是至為重要。趙思綰雖然不堪,但他的幕僚給他獻計,讓他找到出路,保命全城。雖然他後來又再圖反叛被誅,但那已是後話。 祝願全港市民,有關當局,能為當前景况找到出路。 文:霍泰輝(中大副校長、兒科專科醫生) 專題系列文章 Read more